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异功能”秘闻

伤我心太深

UFO中文网报道：如果你认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只发生在中国，那你就落伍了，在上个世纪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曾对特异功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据称：苏联一个特异功能人士可以用意念杀死青蛙！不过是不是真的呢？

1958年，美国制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或译成“鱼”号）出航北极并穿越北极冰盖，成为第一艘穿越北极冰盖的船只。1960年2月，法国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编辑梅萨蒂撰写的文章《美国海军在核潜艇上运用超感官知觉（ESP）》。文章的引言是：“人体信息传感是新的秘密武器吗？特殊感应机能是未来战争的决定因素吗？美国军方掌握人体特异功能的秘密了吗？”该文绘声绘色地报道了“鹦鹉螺”号在北冰洋洋底航行时，收到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威斯汀豪斯公司实验中心的心灵感应信息的事。

文章说，这项实验开始于1959年7月25日，整整进行了16天。实验负责人是空军研究院生物所所长W.H.鲍尔斯上校。他们安排迪克大学（以研究超心理学闻名的大学）的学生史密斯在规定的时间里向外发送“超感官视觉”信息，由“鹦鹉螺”号上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史密斯被关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实验大楼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意念给琼斯发送用机器随机摇出来的“超感官知觉”测试专用纸牌图案（这是20世纪30年代心灵学家J.B.莱因发明的一种纸牌，通常有25张，有5种符号：□、+、☆、（、○）。史密斯认真注视摇出来的5张纸牌的图形，并用意念将它们“发送”给“鹦鹉螺”号上的琼斯，然后将纸牌图案记录在纸上封入信封交给鲍尔斯上校锁入保险箱。与此同时，坐在“鹦鹉螺”号中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史密斯一天两次发送出的心灵感应信号，然后将他“接收”到的纸牌图案画在纸上，用信封封好交给安德森船长，后者注明日期、时间后锁到潜艇的保险柜内。在实验的16天中，琼斯也处于隔离状态。“鹦鹉螺”号返航抵达格罗顿后，安德森船长从船上的保险柜中取出信封，用专车送到附近的军事基地，再由飞机运至弗伦德西普机场，转给鲍尔斯上校。鲍尔斯上校对比了两组记录，发现时间相同的两组图片重合率达到了3/4。

这则新闻很快就被苏联人注意到了。相关报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心理系系主任瓦西列夫教授手中。1960年4月，瓦西列夫对外宣称：“美国海军在他们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上测试了心灵传感，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早在25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成功的传感实验。我们应该尽快抛弃自己的偏见，重新投入这项重要的研究领域。人体潜能的发现和原子能的发现一样重要。”这一建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持。就在那一年，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瓦西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灵学的实验室，接着于1962年出版了《遥距影响实验》一书。当然，他是很谨慎的，一直宣称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验证这些心灵感应的实验结果，以防被指责为搞迷信活动或宣传唯心主义。

瓦西列夫于1966年去世，这时，苏联各地已成立了20多个“超常现象”研究所。1967年，用于这项研究的国家预算为1300万～2100万美元！

有趣的是，多年后，“鹦鹉螺”号船长安德森写了篇回忆文章，说：“这艘潜艇曾执行过各式各样的任务，但是不包括参与心灵感应的实验。”他还说：“梅萨蒂等人的文章说，我们在1959年7月24日于北冰洋下开始了心灵传感实验。可是这个时候核潜艇正停泊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港，进行第一次大检修。我们谁也没有在艇上，又能做什么实验呢？”

这可能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1980年夏天，有人就此事专门访问了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梅萨蒂（这时他已经是杂志的主编了）认为“鹦鹉螺”号事件可能就是个骗局，他本人对那篇报道也深表遗憾。消息来自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港的伯杰尔。伯杰尔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言之凿凿地向梅萨蒂讲了心灵感应实验的“详情细节”。伯杰尔自称消息得自可靠的秘密情报源，当时杂志的主编文森顿也在座，他对此事也深信不疑。梅萨蒂遗憾地说：“当时我们过于轻信了。文章发表后，我不得不面对舆论界的指责。我也因这篇文章而名誉扫地，真是追悔莫及。”显然，这是伯杰尔精心炮制的骗局。但是，伯杰尔1978年就去世了，这一事件竟成了无头案。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

1970年，“美国之音”连续播出刚出版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摘要。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他们声称与苏联心灵学领域的重要人物——生物学家爱德华·诺莫夫是莫逆之交，应诺莫夫之邀参加了196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首届国际心灵学会议，搜集到大量有关苏联“特异功能人士研究”的资料，回美国后于1969年年末写了本书。书中不仅介绍了苏联开展心灵学实验的情况，还说苏联准备制造“光子势垒调制器”和“超空间放大器”等“特异功能”武器。

美国国会震惊了。有人惊呼，苏联已经在“精神空间”的竞赛中遥遥领先于西方了。美国国防部压力大增，要求政府拨款研究“特异功能”。1970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一项研究“遥视”和“超感官知觉（ESP）”之类的“特异功能”是否有助于情报收集的项目，取名为“扫描”。后来，该项目转由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具体由普索夫和塔格博士领导下的斯坦福研究所（请注意，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所，不是斯坦福大学）进行实验研究，改名为“星际之门”。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还介绍说，苏联于1966年4月19日在西伯利亚“科学城”由尼古拉耶夫与数百千米外莫斯科的卡曼斯基传递了信息，6次全部成功;苏联除了将“特异功能”用于秘密间谍活动外，还认为隐藏在“意念移物”能力之后的那种能量将成为“终极武器”。美国人由此认为，只要能把3.5克的物体移动0.6厘米就足以引爆一枚核弹头，如果“特异功能”可以控制电子计算机，就无异于垄断了核武器，所以应该消灭这种人。可是，如果这个人真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被消灭。

书中说，苏联有200万名受过“特异功能训练”的人为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服务。美国因此深感应竭尽全力缩小与苏联的“特异功能差距”。美国一些议员与退伍军官提出要设计制造一种“超空间核榴弹炮”，这种武器要能将美国内华达沙漠中的一次核爆炸以人思维的速度瞬间传送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设计一个时间弯曲反导弹系统，穿越北极将苏联本土罩住，使苏联向美国发射的核导弹立即陷入时间隧道，回到远古的侏罗纪。

就这样，美苏双方的“特异功能战”越演越烈。而苏联因“美国之音”播放了《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节选而大为恼火，于1975年指控该书作者的苏联合作者诺莫夫滥收演讲费（诺莫夫曾在几十所学院中做过有关“特异功能”方面的报告）并与西方心灵学家关系密切，判处诺莫夫到西伯利亚劳改两年，解雇了诺莫夫的同事，并下令不许苏联心灵学家与外国人接触以免泄露机密。

1977年6月11日，苏联克格勃在莫斯科逮捕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托斯。当天，托斯在街头拐角处与苏联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伯图科夫接头，当伯图科夫把20页关于“特异功能粒子”的资料交给托斯时，被双双抓获。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4天后，托斯回到美国。美国攻击苏联没有新闻、出版和交往的自由。苏联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击，却在文中透露说：“人们知道，托斯先生的朋友不仅仅是一位业余的心灵学研究者，还负责某个研究所的工作。托斯对该研究所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而这个研究所的事只限于少数人知道。托斯的目的很清楚，是冲着有军事用途的科学部门来的。”这就不打自招地说明，苏方正在设法研究心灵学在军事上的应用。

1978年，日本的金光不二夫出版了《人体超级能力探索》，援引了不少苏联研究“特异功能”的材料，并指出，1965年，苏联的波波夫无线电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增设了一个生物信息部，专门研究人体传感信息。书中还指出，除了会议论文汇编外，各种论文大都发表在《无线电工程学》杂志上;科普报刊上也发了不少文章，但大多是记者所写，不值一哂;1965年到1975年发表的“论文”和报道不下500篇，但大多是草率进行的“实验”的粗糙报告，不值一顾。也许，这才是苏联方面的真实写照。

苏联的科学界也不全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狂热分子。1973年，苏联官方的刊物《哲学研究》公开批评了这类“研究”。苏联心理学教授津钦科等在《心灵学：虚构还是现实？》一文中大骂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写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说：“作者不是科学家，作品水平很低，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心灵学是为反苏宣传服务的，反苏也为宣传心灵学服务。在两年内，该书再版5次。由于作者的专业水平太低，书中与事实不符的差错和错误比比皆是，再就是直言不讳的反苏攻击。”他还批评苏联国内大量报刊不负责任地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现象，而内容根本不符合科学实验的严格要求。例如《共青团真理报》曾宣传“阿波罗14”号参加了心灵感应实验，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但是，“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却在书中写道：“这只是些探索性的实验，实验是失败的。更糟糕的是，成功的次数远远低于理论上推算出的概率。”津钦科在文章中说：“心灵学研究催生了许多反心灵学的方法和揭露骗局的手段。但是，不论怎样揭露，也不能动摇虔诚的心灵学家。心灵学就像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大于实际的作用，所以人们常说‘信则灵’，信仰胜于事实。耸人听闻地宣传心灵现象，大肆传播各种传说，是同这种信仰分不开的。”文章最后指出：“严肃的科研成果首先应在科学专著中发表，而不是发表在畅销杂志上。应该考虑一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现象。科学研究机构的努力必将有助于揭开‘人体特异功能’之谜，防止某些人在人类心灵问题上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并澄清有关苏联‘心灵学运动’的谣传。”

中邪的美国佬

当苏联方面的“特异功能”研究由热变冷时，美国当局的“特异功能热”并未减退。一些科学家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城成立了美国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他们确信，科学地研究“异常现象”可能会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发展的手段和推动力。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开展着几项计划，包括“特异功能”侦探、异常现象、苏美关于超心理现象研究的监视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心灵学研究的监视等。他们不仅观测研究飞碟，还研究将占星术用于国防事务。

1984年，美国记者罗纳德姆·麦克罗耶出版了一本揭露五角大楼绝密材料的书《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又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1979年在华盛顿的一间店铺，门前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仙师佐迪克夫人，看手相、算命。”这不是一般的算命馆，来访者都是一些官员，钱由海军情报局支付。桌子上的相片和海图是苏联潜艇和它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可能航行路线。佐迪克夫人的任务是运用她的“特异功能”跟踪苏联潜艇，预测其动向。佐迪克夫人是个假名，海军至少雇用了34名像她这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士”，追踪苏联的军舰和潜艇。尽管佐迪克夫人曾被评为十大“特异功能人士”之一，但在7年后，由于国会削减了里根的财政预算，佐迪克夫人被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了。书中关于军方和警方利用占星术士和“特异功能人士”破案或预测敌方动向的事例有很多，但结果大多是模棱两可的。

这本书还公开了1972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秘密研究报告。报告中预计，苏联可能会通过“特异功能战士”知晓美国绝密文件的内容、军队和舰艇的部署、军事设施的位置和性质;在一定距离内影响美国重要官员和将领的思想;在一定距离内使美国的任何官员立即死亡;在一定距离内使所有类型的美国军事设施，包括太空飞行器失去战斗力。这份蛊惑人心的报告使许多美国官方人员惶恐不安。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信息传感催眠术’可以针对美国或盟国核导弹地下井中的人员使用”。1981年，空军军方准备为导弹发射人员配制“特异功能防护服”，美国“特异功能电子联合公司”甚至声称研制出了这种防护服。国防情报局还认为最大的威胁将是“摄调技术”（即“意念移物”，所为的原理是“特异功能人士”把自己的能量传送到远方某一地点，使一个物体非物质化，再把这个物体搬运回来，使之物质化）。通过这种技术，他们将可以盗窃美国的机密文件甚至装备。然而，国防情报局又说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

美国空军得到国防情报局和麦克唐纳公司的支持，在麦克唐纳公司的实验室研究用“特异功能人士”保障核武器安全的问题，1979年还在圣路易斯开办了“麦克唐纳特异功能实验室”，每年拨款50万美元研究用意念弯曲金属物品。麦克唐纳（1981年去世）希望开发出能与在试飞中死亡的试飞员联系的“特异功能”，以了解试飞时飞机出了什么毛病。麦克唐纳是相信邪术的，他的公司生产的飞机有的名叫“鬼怪式”，有的名叫“魔术师”。麦克唐纳经常向国会游说，希望政府增加“特异功能”研究的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陆军办的理论刊物《军事评论》经常发表有关“特异功能战”的文章。一篇名为《新型精神战场》的文章甚至说，心灵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得到证实，“特异功能”可以医治疾病，也可以制造疾病，这种能力可以超越空间传播，造成的疾病或死亡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另一篇题为《苏联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的文章则确信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就是苏联制造的“光子势垒调制器”造成的（也不问问苏联的这种秘密武器为什么只用于退伍军人而不用在现役军人身上）。这篇文章还提到苏联的另一种“特异功能”电子武器“超空间放大器”在1963年击沉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这是用在“长尾鲨”号核潜艇的相片上集中心灵感应能量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登在《军事评论》上只能说明美国佬真的中了邪！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和苏联确实在秘密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特异功能战”。

《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可以说是《铁幕下的特异功能》的姐妹篇，但更多地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特异功能战”的内幕。

“星际之门”收场

“星际之门”项目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跟踪外国运用“特异功能”收集情报的活动;第二部分是军事应用，政府出钱雇用6名“特异功能人士”（后来减为3名）帮助确定人质的隐匿地、搜寻恐怖分子以及侦缉毒品毒犯;第三部分是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预知”“透视”和“遥视”等，起先在斯坦福研究所（SRI），后来移交给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科学应用集团。

1995年年初，这个保密项目解密。这使得人们能够对它做出公开评估。由于项目内部有某些争议，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项目从国防情报局交还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约翰·多伊奇决定对此项目进行审查，请美国研究院进行评估。美国研究院聘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统计学家杰西卡·乌兹和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雷·海曼组成评估小组，对斯坦福研究所1973年到1989年间及美国科学应用集团1993年和1994年所做的得到官方支持的“异常精神现象”研究项目进行评审，评述其科学价值及其潜在的用于情报收集的可能性。

两位评审人在细致考察后，著名的心灵学研究支持者杰西卡·乌兹发表了《关于心灵作用证据的评价》。她认为“特异感知”确实存在且已得到充分证明，所以建议未来集中了解心灵作用的机理，以及如何使之具有实用价值。她认为，继续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验证性实验的价值不大，因为对不接受当前数据的人，实在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好做。但是她又说：“即使我们全部认可特异感知的真实性，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能力对政府目的（搜集情报）是否有用？对此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我们应该设想如何去提高实用性。”

雷·海曼发表了《异常精神现象研究的评估》，他主要针对乌兹的报告做明确的评价。海曼指出，他们都认为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缺陷，而美国科学应用集团的研究没有克服这些缺陷。美国科学应用集团提供了10个实验供分析，但这10个实验来自同一个实验室，更严重的是，所有实验用的是同一位评判员，即项目的负责人埃德温·梅博士。从科学及心理学分析来看，这组研究的科学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就凭一个实验室的10个实验解决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人体特异功能是否真实存在”，未免太简单了。如果科学研究不能证实“遥视”的存在，那就根本谈不上把一个不存在的能力用于实际。“据称，具有‘遥视’能力的人提供的信息中有20%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判断哪一部分是对的，又有什么实际用途”。

双方经历了激烈辩论后，1995年11月，美国发表了《对“遥视”研究及应用的评估》。这一评估的结论是：“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并未给‘遥视’这一类‘超心理现象’的存在提供足够的实验证据和理论证据。”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遥视没有价值”，因为这类情报活动并不能“提供范围确定的、目标特定的”有关情况，“情报资料要求具体、清晰，并需要得到可靠的诠释，这才有价值。不幸的是，迄今的研究表明，‘遥视’现象一遇到这些前提就不灵了”。“这一点也被访谈的描述所证实：‘遥视’从未给‘可行的’情报活动提供过行之有效的、有足够价值的或令人信服的资料，反而提供了大量无关的、错误的信息。‘遥视’的报告往往与观察到的情况不相符”。“从应用特异功能的角度来看，特别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实：‘遥视’者和项目负责人，为了使‘遥视’报告与已知的背景暗示相一致，甚而对报告做了改动”。“这甚至使人怀疑某些广为宣传的、命中目标的、惊人的案例的真实性，这些案例将不难归结为背景暗示。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些案例中，有一部分曾被以前的项目负责人改动过……由此可见，很难认为存在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有应用价值”。“总之，从我们对目前该项目的军事应用部分所做的调查，可得出两点明确的结论：第一，如上所述，在长达10年的尝试之后，我们仍未得到‘遥视’有军事价值的证据;第二，鉴于情报活动应用的条件和限制，以及该现象悬而未决的特性，即使‘遥视’的存在性可以被确凿地证实，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也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我们的结论是：对目前项目中的军事应用部分不应给予持续支持”。随后，中央情报局终止了“星际之门”项目。

伤我心太深

尤里·盖勒的“特异功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个新闻人物震惊了欧美各国，他就是来自以色列的“通灵人”尤里·盖勒。他在欧洲和美国到处表演用“意念”将钉子、叉子、钥匙等弯曲，还能将汤匙折断;能不用眼睛识别出颜色;能使手表走快或变慢;能说出哪个盒子中藏有物品，甚至能够远距离搬运物品。其本领之玄妙，令人瞠目结舌。国外—些报刊、电台对其大加宣传。尤里·盖勒的出场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

尤里·盖勒本是一个魔术师，1968年从以色列陆军退役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晚间用魔术手法表演“特异功能”赚钱，每晚能挣到100以色列镑（约合38美元），比他一周的工资都多。于是，尤里·盖勒辞去了工厂的工作，找了一个经纪人到欧洲各国巡回表演他的“特异功能”，从而大出风头。尤里·盖勒宣称他的“特异功能”是“文艺九女神”赐予的，这些女神掌管着外星球的文明，选中尤里·盖勒做她们驻地球的使者。

1971年，热衷于心灵学研究的安德烈·布哈里奇（他本人是医疗电子学博士，设计了能安装在臼齿中的微型接收机，并获得美国专利）发现了尤里·盖勒。布哈里奇说：“尤里·盖勒正是我找寻了30年的人。”他把尤里·盖勒带到美国进行各种“特异功能”表演。尤里·盖勒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表演时，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对他赞赏备至，尤里·盖勒因此开始进入美国高级军官的圈子，甚至参加了卡特总统招待墨西哥总统的宴会。在宴会上，尤里·盖勒当众把罗莎琳·卡特夫人的餐叉搞弯了。宴会后，卡特总统私下会见了尤里·盖勒，而尤里·盖勒则向卡特说，“苏联已在特异功能军备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了”。这使得卡特更加关注不明飞行物及“特异功能”对五角大楼的威胁。

这时，斯坦福研究所从事“特异功能”调查研究的普索夫和塔格博士正为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而着急，盖勒的出现正中他们下怀。普索夫和塔格把尤里·盖勒请到斯坦福研究所进行了18个月的测试，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对他的表演做了充分肯定，将其称为“尤里·盖勒现象”，声称其科学意义可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要大。

尤里·盖勒的表演和苏联妇女妮莉娅·米哈依洛娃的表演十分相似，但要更高明些。在《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证是飞碟中的宇宙人给了“特异功能人士”特殊的能力。尤里·盖勒也学会了这一手。他改了口，不再讲“文艺九女神”，而是打出了时髦的旗号，宣称自己的超常能力是三四岁时由UF0中的宇宙人赋予的。他的经纪人布哈里奇也公开作证，说自己在以色列就曾亲眼看到盖勒进入一架飞碟。尽管世界著名的地外文明研究权威、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据驳斥“UFO是宇宙人驾临地球的运载工具”一说，但布哈里奇和盖勒还是利用这种无稽之谈宣传自己的“通灵”能力。

正当盖勒红极一时之际，一些神奇的“科学理论”也开始流传。美国的哈德教授认为，地球可能是“一种宇宙动物园，是和宇宙的其余部分隔开的。看守人经常对园内的居民进行任意的取样检查”。英国的霍尔丹教授则提出：“可能有极高级的生物操纵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事务，甚至太阳系、银河系的事务。他们只对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显现自己的存在。”

显然，盖勒就是这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中的佼佼者。

尽管尤里·盖勒非常走红，主流科学界还是认为这是一场骗局。1973年，尤里·盖勒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出现，表演了—些“特异功能”节目，并引起了轰动。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组织了一个科学研究小组邀请尤里·盖勒参加验证。尤里·盖勒先是欣然同意，后又推托，说“我与斯坦福研究所合作已有一年，对我的功能，该所已予以证实。所以我改变了主意，不打算同你们一起搞实验了”。另一方面，经科学同行审核证明，斯坦福研究所的普索夫和塔格二位博士发表的测试报告是在安德烈·布哈里奇的“协助”下完成的。

尽管如此，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局还是打算为盖勒拨款，并且于1972年决定在斯坦福研究所对盖勒进行评价。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官员乔治·劳伦斯请来了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雷·海曼教授（他还是一位有经验的魔术师，并且是“‘异常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美国心灵学协会主席范·戴卡斯尔监督盖勒的表演。结果，他们发现，盖勒所谓的猜字是偷看，让罗盘指针偏转是因为他在头发里藏有磁铁，盖勒弯曲了的指甲刀被海曼弯了回去。盖勒事件成为美国科学界的丑闻，海曼向劳伦斯建议派盖勒、普索夫和塔格去苏联游览，希望他们叛逃过去，把包袱甩给苏联。但戴卡斯尔还不死心，又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舒尔教授做测试。舒尔也是个精通魔术的人，他坐在盖勒对面，把所有盖勒的表演都重现了。舒尔认为，盖勒欺骗了普索夫和塔格，而劳伦斯则认为普索夫和塔格本来就是骗子。普索夫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验太草率，控制不严，从而使盖勒钻了空子。

斯坦福研究所的“成果”告吹了，但盖勒的活动并未停止。5年后，盖勒又要求测试，这回，他给海军情报局的人表演了心灵预测。他请一位海军军官心里想一件东西，然后他写一张纸条封在信封里。当那位海军军官说出他想的是葡萄后，盖勒就请人拆开那个信封，拿出纸条来看，上面果然写着“Grape”。这又骗住了海军情报局的官员，他们请来由兰迪、海曼等四位魔术师组成的鉴定组鉴定盖勒的表演。兰迪等仔细观看了盖勒的表演，发现那个封起来的信封始终在盖勒的手下，直到那位海军军官说出他想的是葡萄后才交出。这就给盖勒以可乘之机，可以迅速地通过信封内的复写涂层在信封外面把“Grape”复写到里边的白纸条上。就这样，盖勒又被无情地揭穿了。盖勒从此成了过时的人物。用兰迪的话说，盖勒的那一套现在美国12岁的孩子都会演。

当时大众并不知道尤里·盖勒的表演是在投美苏“特异功能”军备竞赛的机，但这类宣传和表演确实把不少人搞糊涂了。美国的青年心理学家安德鲁·韦尔开始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接近盖勒的，可是在亲自观察了盖勒的各种表演后就深信不疑了。

韦尔对盖勒认识的转折点是结识了那位高级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兰迪向韦尔表演了魔术，其内容竟和盖勒在斯坦福研究所向科学家表演的“奇迹”一模一样。韦尔这才知道“眼见并不为实”，从而恍然大悟。魔术师兰迪早就冷眼观察着盖勒，并仔细研究了盖勒表演的录像资料。他一贯反对利用魔术行骗，因此打破了魔术师的行规，公布了有关魔术的门道，并且指出要揭露这个骗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用一个弯曲的钉子换好的钉子时，或在椅子腿上弯钥匙时当场抓住他”。后来，兰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场抓住了盖勒正在偷弯汤匙的手腕。

盖勒是一个很高级的魔术师，可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哗众取宠的骗子呢？

经济上的收益当然是个重大原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盖勒实质上是现代灵学家收买的一个工具，是现代灵学家安德烈·布哈里奇把他带到美国表演。盖勒用他的魔术手法逼真地表现了现代灵学家希望追求的各种“超感官知觉（ESP）”和“意念控物（PK）”等心灵现象。这不仅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心灵学家自己，因而心灵现象就被封为“盖勒效应”来进行研究了。可是，当盖勒的骗局被揭穿后，这些心灵现象也就不得不复原成魔术表演了。

当然，识破骗局不能只靠魔术师。兰迪说：“科学家是些容易受骗的人。”这不完全对，但当科学家只相信“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方法时是难免受骗的。当掌握了理论思维方法之后，科学家就有能力识破骗局了。可惜有一些科学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或是自己的科学仪器。他们没有想过，企图用科学仪器证实的东西，恰好要彻底推翻已有的科学定律，当然也就否定了在这些科学定律基础上设计制造的科学仪器。基础如果被否定，仪器当然也就成为不可靠的废物，又能证明什么呢？

伤我心太深

神奇的妇女妮莉娅·米哈依洛娃

妮莉娅·米哈依洛娃（真名是尼娜·瑟捷耶夫娜·库拉金娜）是《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中特别讲述的一个妇女。她1925年生于列宁格勒，作为志愿者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曾获得过列宁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事通信线路维修工作。1964年，她因精神疾病住院时，表现出“特异”的能力，能不用眼睛就准确地说出彩色卡的颜色，还能够用手抚摸两脚麻痹的病人，使病人能站起来走路。列宁格勒大学心理系系主任瓦西列夫教授立即把妮莉娅·米哈依洛娃请到他的实验室，开发她的“特异功能”，直到1966年瓦西列夫教授去世。

据传媒报道，妮莉娅·米哈依洛娃能够命令面包、火柴棍、香烟或是苹果跳离桌面，她的意念移物的力量能够让墙壁上的挂钟停止或者重新摆动，还远距离移动过塑料盒、玻璃杯盘等器物。许多科学家对妮莉娅·米哈依洛娃进行了考察，大都认为这种超能力是真的。1968年3月17日，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系的主任亚·特莱茨基博士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宣称：“妮莉娅·米哈依洛娃女士展示了一种新的、未知的能量形式。”

研究“远距离心灵传感”的诺莫夫宣称：“我个人认为，妮莉娅·米哈依洛娃女士的才能是极为出色的。我甚至觉得意念移物比‘远距离心灵传感’更令我感兴趣。我相信，在对妮莉娅·米哈依洛娃杰出力量的研究中，我们正朝着揭示意念移物的心理物理学基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控制这一能力的各种规律，那将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

1968年6月，莫斯科举行了首届国际心灵学会议，会议的日程上说在会议第二天将放映妮莉娅·米哈依洛娃展示“特异功能”的录像。然而，就在开幕式上，人们传看着当天的《真理报》，报上公开揭露米哈依洛娃是个用魔术表演“特异功能”的骗子。不仅如此，她还倒卖票证和“空头”冰箱来诈骗钱财。警方本来要逮捕她，但又有官方人物保她，使她得以逍遥法外，第二天的日程就泡了汤。

后来，又不断有人揭露那些有名的心灵传感实验的数据并不真实，例如诺莫夫宣称的准确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穿过西伯利亚的“远距离心灵传感”，准确率并没有超出统计规律。其他的研究也都是无科学根据的瞎吹。

伤我心太深

苏联的“遥视”研究

苏联专家曾不断找出更多的证据， 以证明“遥视者”的存在。著名科学家、心理学及哲学博士、《苏联大百科全书》作者之一，亚历山大·斯皮尔金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苏联秘密的“千里眼”实验室的第一任负责人。

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中（ 亚历山大·斯皮尔金现已去世），收集了他在苏联秘密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我同几百位‘遥视者’一道工作。约瑟夫·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人们终于摆脱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莫斯科理工博物馆成为爱好心灵感应的人们的家园。沃尔夫·梅辛因为拥有‘遥视’和‘心灵感应’的天赋，成为博物馆会议的领导人。大学时代我就已经结识了他，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关于他的海报，上面写着‘远距离阅读你的心思’。我做了大量的报道，以探索这些现象的相关研究。我还特别指出这些现象无法通过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尤其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没有权力去否定它们的存在。有一天，我应邀前往苏共中央委员会科学部，他们让我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下的生物信息实验室担任要职。”

“我要为实验室雇2 0 0名‘员工’， 要全是‘遥视者’。所有的申请人必须回答一系列典型的问题，并且通过几场考试。当所有测试完成后，我们开始探索人们的非凡能力。‘遥视者’能影响小麦种子，使其生长得更快。他们也可以使水果更加多汁，使花卉开得比以前更加持久。我们研究晶体领域，晶体被归为介于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一种物体。据信，这些晶体的生长也受到遥视者的影响。”

实验室的员工里，有三位杰出人物。其中一位叫斐达罗·科纽霍娃，她的身体可以产生一种不寻常的热量，该热量有治病的功效;伊万·福明能用他的超感官能力调查各种灾难和故障的原因;鲍里斯·夏皮罗则拥有很强的诊断能力，他曾是位摄影师，现在是富商的顾问。

秘密实验室的所有员工都受到内部控制。有些员工还参加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的特殊课程。曾经有个“学生”走进亚历山大·斯皮尔金的办公室，说自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将马卡雷维奇。这位官员说他接到命令，限制斯皮尔金教授的活动，因为外国情报机构对他的活动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斯皮尔金回应称，实验室没有发展成为值得其他国家感兴趣的科学基地。将军指出，外国情报人员对一切事物感兴趣，并说：“我们的基地等于零这个事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斯皮尔金教授说：“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对‘遥视者’这项研究的结果一无所知。苏联军事官员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很乐意听我的报告。有很多次，我被带到秘密军事总部，具体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每次去车窗上都拉着窗帘。”

“苏联开展情报活动需要‘遥视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一位‘遥视者’能够通过观察一位高级官员在电视上的容貌判断他的健康状况。他们对美国总统这么做过。一些苏联‘遥视者’以游客的身份前往美国，并通过精神的力量把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位于莫斯科的同事，这就是‘心灵感应’。如果‘遥视者’可以判断海洋里外国潜艇的位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更感兴趣。”亚历山大·斯皮尔金如是说。

“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实验室。技术和设备日新月异，但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特别委员会来检查时，我们落后的设备使他们感到震惊。实验室并没有关闭，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替代了我在实验室的位置。但是现在他们都干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教授总结道。

“遥视”内幕
“遥视”的心灵技巧和简单的魔术一样，都是有招数的。今天，我们要待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画图，画什么呢？实际上画什么都行。我们这样做是向人们证明我们有心灵感应，有“遥视”的“特异功能”。“遥视”是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一个话题。当时美国情报界日益关注苏联（因为苏联在这方面比美国要强），拨出专款对一些据说具有“遥视功能”的人进行实验，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技术。过程大约是这样的：你可以针对某个地方提一个问题，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神通画出一张图，看看那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当局期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搞到有用的情报。20世纪90年代，美国报刊头版经常刊登有关“遥视者”的报道，一些具有“遥视”能力的人曾为投资千万美元的“星际之门”绝密项目工作，利用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帮助确定美国人质、敌国潜艇、外国战略设施等的方位。然而，“星际之门”之类的项目由于缺乏可靠的结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淘汰。拥护“星际之门”项目的人说，美国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经过实践检验是值得的。但批评者指出，投资已终止这是事实，如果发现这个钱花得不冤枉，至少应该继续投入，哪怕没有大幅度增加也行。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个项目并没有转入地下，因为那些参与者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公开露面。既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神秘地失踪，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政府对这个可能被视为“机密”的项目并不太在意。参与这些项目的“遥视者”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约瑟夫·迈克莫尼格尔。关于此人，20世纪末曾有很多报道，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则报道如下：当心！您在看这篇文章时，约瑟夫·迈克莫尼格尔可能正在盯着你呢。他毕竟是个老手，干这一行已经15年了。美国国防部看不到的人，他能看得到。在谈到“遥视”这个话题时，迈克莫尼格尔解释说，“遥视”就是你能够非常详尽地描述一个地方、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在此之前你对这些一无所知。就这么神奇！他说，这跟观看水晶球和茶叶不是一回事，因为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尽管他这么说，但听起来还是觉得怪怪的。即便他以前真的是一名军人，也有过濒死体验、体外旅行和遭遇不明飞行物的经历，怪事终归还是怪事，一点儿也不因为他曾有过这些真实的经历而让人感到不奇怪。1993年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心路历程——通过遥视探索意识、时间和空间》。1994年，他开始在电视里露面，上了晚间新闻，在《火炼真金》节目里展示了自己的本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给他打电话的人接连不断。闪电式的成功让他声名鹊起。他本来患有背痛，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又使他筋疲力尽，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宣讲自己的这种特长。他穿着尖领绿毛衣、牛仔裤，脚上穿着休闲鞋，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他的头发花白，声音中略微带点苦涩味儿。他说：“当兵毁了我的生活。”他1964年参军，在越战中因一次直升机事故受了重伤。他说，1978年他刚加入“星际之门”项目时，就知道军队里再没有别的事让他干了。但因为觉得这档子事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责无旁贷。在谈到该项目受到的批评和嘲笑时，他说“人们把事情都给弄倒了”。他解释说，政府不是在利用“心灵感应”研究寻找人或事物，而是在利用“遥视者”，在实验室制定的严格程序的指导下，为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情报提供其他信息。参与这项工作的“遥视者”总共有15个。他说，比起它的价值来，这个项目2000万美元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遥视人员”帮助政府在波斯湾战争中找到的飞毛腿导弹，估计为政府节省了2.4亿美元。研究表明，应验的遥视案例大约占14%，或更多一点，而其他大量的情报搜集系统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他强调说，如果没有其他信息源的确认，“遥视人员”提供的信息是绝对不会被采用的。每个拥有情报部门的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缉毒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勤局、海岸警卫队和海关，都不时聘用“遥视人员”工作。迈克莫尼格尔说，典型的工作日对他来说是这样的：到米德堡一个屋顶漏雨的破旧兵营报到，然后进入一个单间办公室，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台打字机，还放有一杯咖啡，杯子上写着“此端向上”，还有一个箭头，可是指向错误的一端。然后，有人送来密信，有时是牛皮纸的大信封，有时是白色的小信封，他负责给信里要求的内容提供信息。迈克莫尼格尔说，那些年他总共参与了大约450个项目。1980年的一起事件是他最津津乐道的项目之一。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在南非捕获一名被怀疑为苏联克格勃的特工，想知道他怎样跟苏联军界联系。迈克莫尼格尔的桌子上放了一个信封，他此前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他告诉中央情报局，这个人喜欢使用袖珍计算器。经调查，这个计算器是一台伪装的短波无线电。现在，迈克莫尼格尔经营着一家公司，专门承接“遥视”方面的业务，给感兴趣者提供咨询。公司的名称叫直觉智能应用公司，就他一个人，唯一的设备就是床上放着的一台电脑。他的窗口正对着蓝岭山脉，窗子上方还挂着一张狮身人面像。他说，他能帮助盲目寻找石油的人找到油井，谁想开采石料他也能帮着找到。只是他的心里一直愤愤不平：自己为国家出了那么大的力，人们竟然对他的评价那么不公。在他当兵的时候，拿到的最高工资是一级准尉的薪水，在当了顾问以后一直到1993年，他的收入更少。他说：“这个工程一年审核一次，根据我们工作的情况进行审批。因此，我打死也不能理解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总是要在报刊头版对我们评头论足！”关于迈克莫尼格尔这个人，Skeptoid.com网站有一个片断可以观看。这个节目厚颜无耻地认可他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他的成功的理解。但是，如果你能亲耳听到他是怎么说的，然后再看一下他画的图，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独立制片人露丝·瑞纹在谈起迈克莫尼格尔的能力时说：“他给我提供的那个方位图似乎并不完美。我们按照核物理学家埃德温·梅在对遥视进行研究以后制定出来的科学程序去分析，发现有些细节的确令人惊叹。”瑞纹把迈克莫尼格尔带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给指定的四个地方派去一个女人，然后让迈克莫尼格尔画出这个女人看到的内容，并说出这个女人在什么地方。原本15分钟的谈话被压缩成2分钟，可以想象，他们很可能把其中的重要部分留了下来，把其余说错的地方全删除了。这四个地点分别是：在一棵巨大的树上搭建的真人大小的树屋、一家游乐公园高大的金属水滑道、河边的一处码头、巨大的喷泉结构的水泥水管墙。迈克莫尼格尔的描述是这样的：附近有一条河，或者类似河一样的地方，有人工改造过的痕迹。——事实上，休斯敦是一座著名的水上城市，因此这么猜测肯定是没错的。因为同样的理由，所以说有水滑道和码头。有些线条是垂直的。——我敢说谁也找不到没有正交线的地方。这个女人站在斜坡上。——她没有站在斜坡上，四个地点中没一个有斜坡。请注意：他们做了剪辑，只保留了最有说服力的2分钟。她在向上看。——树屋、水滑道或者水管墙那里说得通，可是码头那里她向上看什么呢？附近有人行天桥。——听起来很接近树屋或水滑道的走道。有大量金属噪声。——巨大的水滑道结构很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还有又高又大的东西，但不是建筑物。——这一点适用于所有四种场景。有一个带黑条的平台。——这一点哪个场景也配不上。就这些。迈克莫尼格尔说的话就播放了这么几句。奇怪的是，没人让迈克莫尼格尔辨认图中的位置，甚至没人让他选图，只是径直将他带到那个女人所在的地方，核对迈克莫尼格尔说的话。这样一来，迈克莫尼格尔所说的话几乎全都是包含意义的！附近当然有条河;远处有个人行天桥：车辆和行人远近无关紧要;金属噪声和巨物，那是码头的轮船;那么带黑条的平台呢？或许是轮船。看起来，迈克莫尼格尔的“心灵预测”是相当令人佩服的。但要指出的是，他画了好几幅草图，给公众出示的只有两幅。图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到了码头那里，两边是直直的防洪堤），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三角形状，他们解释为从某种角度看到的驳船上的吊车。关于迈克莫尼格尔的演示，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是他们的编辑和叙述，做得让人感觉这是历史上最令人吃惊和最神奇的心灵技术。也许这一次他失败了呢？就像他在“星际之门”项目里那样，因为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实验条件;也许在其他情况下，他能毫不含糊地展示出惊人的结果。迈克莫尼格尔“遥视”的准确率很体面，但不完美。如果我是一名职业的“遥视者”，我也会做出一个不完美的成功率，既要高到足够程度令他人信服，也要低到足够程度以备可能的失误，尤其是无法控制他人设定的程序时。我不是魔术师，不要说变魔术，就是看着我洗牌，你也会觉得难为情的。可是我的确知道许多花招是怎么施展的，我可以向你保证“遥视者”所说的能力肯定都是魔术师都会的才能。那么，“遥视者”是在利用魔术师天天展示的经过反复验证的技巧，还是拥有真正的超常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在实验条件下无法展示，别人也模仿不来，弄不清里面有怎样的机理？在这两种情况中，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呢？1979年，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得到詹姆斯·道格拉斯50万美元的经费，用来研究“心灵超能”。著名的职业魔术师詹姆斯·兰迪秘密招聘两名少年，史蒂夫·肖和麦克·爱德华兹，并对他俩进行了魔术表演的基本技能和骗术的培训（也有一说，兰迪没有培训他们，两个少年使用的技巧都是自己的发明）。为了铺平道路，兰迪也接触了研究人员，暗示有一整套程序可以探测其中的骗术，他就是用这些骗术培训那两个少年，并说实验期间有一位有经验的魔术师在场辨认这类技巧。结果没人听他那一套，在300名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的报名者中，只有史蒂夫·肖和麦克·爱德华兹通过了初试。在随后的4年里，两位少年让研究人员不断赞叹，就是在“特异功能”圈里也是人见人夸。兰迪试图通过演示同样的花招揭开其中的骗局，让人们看看两个少年是怎样做的，但是研究人员怎么也不相信他。最后，兰迪在《发现》杂志刊登了所有内容，结果研究就停了下来。这给整个超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研究结束后，兰迪说：“如果能够让超心理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会上当受骗这个事实，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不管他们的受骗是别人的原因，还是他们自己，无论是他们的观念起了作用，还是缺乏发现骗局的手段，这都无关紧要。”我们应该看到，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史蒂夫·肖和麦克·爱德华兹这样的新手都可以糊弄极其严肃的研究人员，即使他们都在一本正经地从方法上寻找差错。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像迈克莫尼格尔的观众以及中央情报局与其共过事的人们，不好调查、不懂科学、缺乏批评心理，类似的技巧也能让他们上当受骗，让他们坚信那都是现实。所以，当你看到似乎不可能的事时，请带上怀疑的心态审视它。如果觉得什么事情来自我们的世界之外，一定要仔细看看这种事是否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之内。“遥视者”和魔术师使用或模仿的花招，肯定都存在于我们这个迷人的神奇的自然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