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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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太平北伐军兵围河南怀庆府（沁阳），清怀庆知府余炳焘率兵勇死守待援，北伐军久攻不下。下旬清援军2万余人到达怀庆城外围，太平军与城里城外清军相持了五十多天。
    9月1日，北伐军主动撤围，取道济源进入山西，沿途攻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临汾）、洪洞等地，转而率军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再进入河南，攻克涉县、武安等地。29日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铭关，打败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部万余人；乘胜连破直隶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等地。（清朝直隶省辖河北、北京、天津。）
    10月13日，北伐军兵抵张登镇，距离河北保定府仅三十公里。清朝廷惊慌，京城里一下搬走三万多家。清咸丰帝感到京城危急，亦作准备随时迁往热河行宫，下旨革去讷尔经额职务，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进剿”太平北伐军，保卫京畿。
    10月15日，清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4500人屯扎涿州，护卫北京，策应胜保。
    10月22日，太平北伐军由深州率军东进攻克河北献县、交河、沧州等地。
    10月27日，北伐军进逼沧州，与当地与团勇进行了一场恶战，清人《夏雨轩杂文》中有记载：“这次战役北伐军杀清丁数千名，北伐军自己也损失近4000人。为报复团勇的抵抗，北伐军进沧州后，屠城杀死军营男女老幼3000多人、回汉男女老幼约七八千口，‘统计约在万数以上，房屋被焚者约数千家。’”
    10月29日，太平北伐军攻占天津西南静海县独流镇，前锋到达距天津五公里的稍直口村。林凤祥的意图是先占领天津，等援兵来后会攻北京。
    11月5日，清胜保率军进入天津城，清僧格林沁移营天津西北杨村（武清），清天津知府钱忻率兵勇七千余人守天津，破运河堤引水环卫天津城。
    经短暂交战，太平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深知兵力不足，难以攻占天津，停止攻城，在静海独流筑垒挖壕坚守待援。
    1854年2月5日，清胜保、僧格林沁率军二万围攻静海独流，太平北伐军坚持百天后，从静海独流突围南撤，6日占领河间府束城镇坚守了一个月。
    2月4日，天京太平天囯总部知道北伐军战败，东王杨秀清派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率军七千五百人援助北伐军，援军从安徽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进入河南。
    3月7日，太平北伐军乘漫天大雾时从天津静海独流突围出来，9日抵达河北阜城。25日北伐军只要将领之一的平胡侯吉文元战死。
    3月11日，太平天囯援军抵盘龙集，在安徽萧县等地渡黄河。清胜保率万余清军赴山东阻击太平天囯援军，留万余清兵围阜城太平北伐军而不攻。
    3月19日，太平天囯援军进入山东，与清胜保军交战失利，23日南撤李官庄，25日再退清水集。清军节节追击，援军溃不成军，太平天囯援军主将曾立昌跌落黄河溺死，陈仕保和余部全部阵亡，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
    河北阜城，太平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派李开芳率骑兵千骑，南下接应太平天囯援军，李开芳兵行到山东高唐，得知援军已失败溃散，只好屯兵固守高唐。从此，太平天囯北伐军剩余的兵力分驻两地，林凤祥率六、七千人守阜城，李开芳千余人据高唐。
    5月5日，太平天囯林凤祥率北伐军余部从河北阜城突围，东占河北东光县连镇，无力南撤，驻守待援。
    清僧格林沁将连镇围得水泄不通，在连镇四周掘壕沟、筑城池。被围的太平军将士陆续出城投降者达三千多人。
    1855年3月7日，清军攻陷连镇，林凤祥受伤被俘，15日被杀于北京。
    5月31日，李开芳诈降被擒，6月11日在北京被杀。
    至此太平天囯北伐军全军覆没，北伐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在华北平原上，太平天囯北伐军就像一股平地而起的风，势头一过就烟消云散、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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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囯的主要领导们究竟懂不懂政治、军事和治理天下？有没有夺取天下的全盘谋略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
    看看他们的行军作战就知道了，太平天囯北伐军孤军深入清朝腹地，对所经城镇据点，都是实行先占领洗劫其所有财物，而后放弃他走，从不留兵把守，营建根据地。这是源于他们严重的流寇思想，没有建立地方政权的理念。
    一开始，太平天囯北伐军看似势破如竹，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因为满清建国二百余年，久未经战事，师老兵堕。而且，当时满清政府入关后，为巩固曼人统治，控制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汉人，不准各县府里建立汉人的武装，安置少量满人兵丁来维持地方治安，各地少则百人，多则千人。满清禁旅八旗主力多掌握在铁帽子王手中，驻扎在自己的领地。
    各省府常备兵源是由汉人兵丁为主的绿营，数量亦有严格控制。绿营主要是步兵，分战兵和守兵两种。分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管标，副将管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管营，千总、把总管汛。每营人数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六七百人。建制分京师、行省、边区三个方面。北京一带仅设置五营兵士，各地绿营兵额不一，闽广最多，安徽最少，各省府绿营少则一二营，不足二千人，多则三四营，兵士也在三千人左右，一个省加起来的兵丁最多不过六七千人。自清同治年后各地才陆续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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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藩镇割据，骄兵跋扈，清朝廷采取：
一、以文制武管理方式，地方绿营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
二、互相分权，相互牵制。总督节制巡抚、提督、总兵，提督和巡抚也可节制总兵以下武官。有调遣兵马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辖其它镇协营兵。
三、实行当地募兵，将领外调，兵籍和兵饷统归中央政府兵部管理。清中期前绿营尚称精锐。承平日久，营务废弛，日趋腐败。自嘉庆初年已无战斗力可讲了。咸丰年间，一遇战事，调兵来不及，调来附近少数兵士，互不熟悉，配合无方，这在广西李星源与太平军交战中体现了的，所以，面对新起的万余太平军屡战屡败，不为怪了。

    太平天囯北伐军的二万人，大都是从广西一路杀人放火而来的青壮年，正如一股强大的龙卷风，风头所向，一时是无所抗御的。而且他们讲究作战快速，快速地攻城、夺地、杀戮、抢劫，事完后就弃城他去。
    他们的这种做法也给了各县镇的清军、乡勇溃败后，等待太平军一离去，在军官和管理的组织下能迅速重新集结、修复城镇堡垒，重新形成对太平军的围追堵截。

    太平天囯北伐军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流寇，打到哪就吃到哪、抢到哪。不建设根据地，所以没有兵员补充，没有后方的物资补给。打不下城镇，就抢不到衣服粮食、兵器军火，军队所需要的一切金钱、军械弹药、粮草，全靠攻下的城池，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大肆抢夺官舱储存、大户人家私产，甚至抢掠城镇平民的财产。倘若一地久攻不下或自己的损失过大，太平天囯北伐军从上到下必定大为光火，于是就下达屠城的命令，他们就完全失去清朝领地里的民心，地方老百姓自组的乡勇和团练成为歼灭太平军北伐军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点是太平天囯北伐军里的士兵大多是广西拜上帝会老人，因此他们特别骄横，不是广西人，很少能编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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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淮北各地地方志和清朝、太平天囯的史料记载：
    太平天囯北伐军初进兵时，一路上有不少的老百姓和捻党参加军队，军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四、五万之多，但是这些人没经教化、没经训练，在北伐军一系列的战役中始终只是在观战，他们从不参战，所以战利品他们也没有份。与北伐军老将士离心离德日盛，所以一触战事他们就逃跑离去了。

    这就是太平天囯北伐军大将不懂政治军事和排他性的恶果，你还能说太平天囯派出的是国中仅精英吗，东王的决策是正确的吗！

    再看太平天囯北伐时清朝各地调动的兵力，算算北伐军有几分胜数：
    1853年6月，清江苏浦口兵为2000，太平军到时全师退守滁州。
    清山东巡抚李惠奉令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统军3500增援江浦，刑部侍郎奕经统密云兵1000、山西兵1000守江浦北岸王家营，总兵百胜率山西兵2000守北岸重兴集，总兵郝光甲率陕甘兵3000守宿迁顺河集，山东巡抚李惠自率1200士兵守宿迁城北，这是清军最早的兵力部署，各地共14700兵力。
    1853年7月7日，太平天囯林凤祥屡攻河南怀庆府（今沁阳）不下，城里只有清军300人，新招募团勇数千人。
    清朝迅速调动河南巡抚陆应谷部4000余名；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部清军10000余人靠拢京畿；僧格林沁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4500人屯扎涿州；天津知府钱忻等率兵勇7000余人守天津……
    清朝咸丰皇帝为对抗北伐军，保卫京畿，前前后后调动近250000万人，其中包括清朝最精锐的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和黑龙江、吉林骑兵，胜保率领的清八旗军主力部队。清朝的这些军队分别驻守各地，一为京津屏障，二是围歼太平天囯北伐军。
    杨秀清自信太平军出湖南到湖北，顺流东下的经验，以为北京也像打南京那样容易，无知盲目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清朝的力量，哪有不败之理。太平天囯试图以区区二万人去直捣黄龙！其败必然，死得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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