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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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最后总结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囯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旧有的服务多年而在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正规军构成革命军的核心。其余士兵是些新招来的青年或出征时强征来的农民。……地方上的一切流氓无赖都自愿归附太平军”

    （以上均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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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他根本不懂），更不可能是借西方的先进来谋求中国变革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而是一个思想紊乱、私欲极度膨胀，又极其无知、愚昧的独裁者，他的失败只有庆幸，决没有腕惜！

    太平天囯后期，洪秀全的偏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至洪仁玕在《克敌诱惑论》中痛切地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

气减半耳。”他提出“革故鼎新”，采取措施，加强宗教神秘性，以维护洪秀全神人合一的地位，力图强化上帝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他阐发天父、基督、圣灵“三位一

体”的基督教义，将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掺合进去，要天朝上下克服外界诱惑，辟邪崇正。

    他在《资政新篇》中说：“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教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

    在《钦定军次实录?辟邪崇正论》中的理欲说教更多：“遏欲存理之性，即所以获福避祸之道。”“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上大天堂者，惟我是问。”

    在《英杰归真》里指出，“革故鼎新”最根本的要求是“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象而拜上帝，化愚顽而归良正

，脱俗见而遵新化，视听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万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这样，“今日则脱鬼成人”，“今日则洗心革面”，“今日则咸与维新”，“前

入魔鬼之网罗，几几地狱；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这样就实现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这些是洪仁玕一厢情愿要重振朝纲的纲领。

    太平天囯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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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囯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

    洪秀全一面借用儒学的理念和语言，一面却把儒、释、道学统称为“歪理邪说”，把孔孟及孔孟的信徒都视为“妖魔鬼怪”，对儒家经典，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

    说句题外的话，开始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860年到南京被洪秀全赐以“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的洋教士罗孝全，在了解太平天囯后说：
    太平天国“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一样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在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边条线上走。”他迅速地不辞而别，洪秀全为他的逃跑狠狠地责罚了洪仁玕

。

    还有受到太平天囯各王礼遇的洋人富赐礼在《天京游记》里说：

    “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

    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梗。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

    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第一日他退让一点，但未几又说传教士错了。他从新翻译圣经，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砂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

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经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

    其不伦不类的宗教教义是先进还是倒退，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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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囯对传统文化习俗全盘否定，企图以泊来的宗教洋名称夺取权力，同时又把孔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据为己“用”。太自相矛盾了，这也凸现了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你以为洪秀全能忘记中华的传统文化吗！当然是不会的，他是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自然“四书五经”对他的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四书五

经”的桎梏。他尽走偏门，借用二千年前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只言片语，为自己的一己私欲找理论根据。

    所以说，天王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借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谋求中国变革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紊乱、行为乖张、私欲膨胀、愚昧残暴的独裁者。

    纵观太平天囯，承袭的依旧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

    一、“奉天承运”：中国自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均自称是“天子”，是天帝的儿子，秉承天命来进行统治，用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秦末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要借助于天命。
    陈胜、吴广用“篝火狐鸣”的办法示意“大楚兴，陈胜王”是秉承天命和天意。东汉末年黄巾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
    元末红巾军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太平天囯同样运用这种“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思维模式。太平天囯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

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
    在太平天囯《天命诏旨书》等文献中，全部充斥着“天命”字样，都在说明洪秀全作太平天囯天王，实是“天命所归”。

    二、“改朝换代”：自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都是改朝换代。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只是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改朝换代”而已。
    太平天囯在东乡建制后，一直具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它强调“天王开辟君王”，“嗣后当有万万年不易之纪纲”。一再宣称“洪家天子杨家将”，“壮天威而成王业”。宣扬待到“小天堂威风”，“后来自有高封”。这些说教，浸透了创立“新朝”、“万世一系”的思想。
    这种“改朝换代”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农民战争的祁求模式。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是最具蛊惑力的一种号召物。
    唐朝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试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劫财以均平”相号召；明末李自成则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帜。谋求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皇朝。
    太平天囯同样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的主张，在口头上大喊把“平均”化作一种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这个制度在萌芽中就是只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制度。
    以它来完成自己的“改朝换代”，岂不怪哉。
    曾国藩是当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维护者，曾国藩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天国，完全是太平天囯的愚昧落后、专制暴政的必然结果。这场浩劫成就了曾国藩之功名，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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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再析太平天囯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囯这段历史为期并不远，而且留存真实、可查可考的资料齐全和丰富，为什么赞美和毁誉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呢？

    我以为先是孙中山先生单纯的借太平天囯号召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起来造反，用以作为推翻满清统治的手段。日本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说孙先生曾以“洪秀全第二”

自居，又褒称太平天囯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留日学生刘成禺写《太平天囯战史》，孙中山先生作序，此书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发行。该书史实误漏甚多，没有史学价值，纯粹是一本号召反清的宣传册子。

    孙先生在序言中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

    当时孙先生认为太平天囯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这就可以证明孙先生对太平天囯知之甚少，洪秀全是什么样的人，太平天囯推行的是什么样

的制度，他知道的不多，因为没有读到太平天囯的史料，仅仅知道洪秀全喊出了“今满妖咸豊，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天所不容，所诛者也”的豪言壮语，因为耐不

住压在大汉族人心中二百年沉重的巨石，因为心中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实则是为自己賁发的呐喊所触动。

    既然他对太平天囯不甚了了，那么他因为斗争需要的推崇就会是真理么？人无完人啊，他的盲目推崇，给一代成功的政治家以籍口，造成历史认识的极大混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把伟人所有的话都当成真理。我认为先生只是借洪秀全“驱逐鞑子”的口号，而后来人巧借先生之言为个人政治目的服务。

    当时在孙先生倡导下，借宣传太平天囯反满清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为其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但从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看，作者对太平天囯制度、服饰等知之几乎为零，完全是臆造描述绘画出来的。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刊出苏曼殊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章太炎题词。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二十四岁，对翼王石达开也是一无所知，她身处变革时代，热血沸腾，以心境理想而画，会是真的么？其画也是臆造的！后来她的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我的判断就出于此。

    还有广为传唱的章太炎《逐满歌》：“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南社诗人高天梅托石达开名写诗多首，自行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以讹传讹，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诗词小调、故事戏曲，使那些本来模糊不清的乱世魔王一个个都成了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了。
    孙中山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推翻满清，宣传中背离史实，是可以理解的，虽有后遗症却是不难治愈的。此做法让后继的权力者引用为不容置疑的教典，却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误人子弟啊，谁在误子孙后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