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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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思想落后保守，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视而不见，整日迷醉在伊甸园中，研究教义，玩弄女性，充耳不闻大机器生产的隆隆机声和商品大潮的拍岸涛声，一心要把他的臣民带人小农的自然经济社会。洪秀全对待知识分子，一是戏弄，太平天国有开科取士之举，但大都选择在洪、杨等开国元勋生日之机举行，以今天终于由我来考别人的得意，泄当年科举失意的愤懑。应试之人无不中试，中试之后便没有下文。有人质问，答复则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做何事？”（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连李秀成也批评洪秀全是“误国不用人才”。二是屠杀，在攻占地区，“对掌心红润，十指无茧者，恒指为妖”，格杀勿论。江浙地主兼手工作坊主的商人与知识者命运相同。江浙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由于这里是两军对峙的战场，战争扫荡了这里的繁华，也湮没这里的累世相继的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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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太平天国实行的政策是社会倒退，更加剧了历史的沉沦。
　　
　　太平天国通过十款天条强化信仰，通过最高首领洪秀全跪受上帝传言的训示，到依官职等第每周供牲品，表虔诚，再到普通百姓每周做礼拜，讲圣书等种种繁缛仪式，大搞上帝崇拜。还有个人崇拜，制定等级行为规范，“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杀头）”，到决策方式“万事爷哥朕作主”，到治国手段“生杀由天子，诸宦莫得违”，民主被抽得一于二净。这是对以法制代替人治，以公民代替臣民的近代潮流的公然反动。孙中山说“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助满清中兴之绩也”（左换奎：（太平天国究竞如何》，《随笔》200年第3期）。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以平均主义为指导，以个体生产为基础，每个社会成员都平均保有少量土地财产，建立起小农的自然经济社会。从思想上看，它没有越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封建境界，从作用上看，这种“公有制”的建立过程就是对地主商人的财富平均分配的过程，也就是把集中的资金再分散的过程。把富人变成穷人，阻断了这部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可能，阻止了新生产力的产生可能。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由地主、官僚、商人转化而来的。圣库制度是天国财富调节与分配的重要段。它使天国的农业、手工业军需部门达到自给自足。太平天国一度废除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凡物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外国使者到南京，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后来虽然建立起摊店；软门行归天王。这更加剧了天国的自我封闭与僵化。它与夭朝田亩制度一样，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的潮流。天国中的企业，如“诸匠营”和“百工衙”手工业者“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是赤裸裸地剥削。而且，企业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的，只是为了自给自足，与小农自然经济相互补充，显然违背了经济规律。 洪秀全还绝对否定传统文化，“凡一切孔孟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藏读”。违者斩、读者斩、收者斩、买卖者斩。在太平天国里，“按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涵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成立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所谓“妖首删除，他们的做法遭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对，天地会、捻军等也不赞成。这成为他们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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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新篇》被认为是后期太平天国施政纲领，是农民阶级“先进性”的例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作者洪仁牙已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他被清政府通辑而避祸上海、香港。在香港教书为生十几年，耳闻目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他融入香港社会中，完成了从封建思想到资产阶级思想飞跃。《资政新篇》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香港社会的“克隆”。也证明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化；其次，洪仁泽是在朝中无人，军中无将的情况下被撬拔重用的，引起李秀成、陈玉成等不满，洪仁芳要显示自己的才干，洪用全要树立干王形象，因此对该方案以办或缓办的方式进行圈点，这除了表明二洪的分歧外，实际上还是阶级利益不同的反映；其三，《资政篇》虽然颁布，但从洪秀全到太平天国将士、百姓，很少再有人问津，刚推出就人冷宫，说明这个先进的方案超越了“停滞社会’的认同，难以实行。可见它不是农民意识的产物地不是太平天国的必然结果。扛着先进头脑的洪仁玕要为这个比封建王朝还糟糕政权殉葬，是他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