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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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对太平天囯战乱后中华大地景气的描述。
    战乱带来人口锐减的同时是土地的大量荒芜。
    据1865年苏南各州县向上级政府的册报中称：“抛荒者居三分之二”。
    浙江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达112366顷。
    安徽省“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
    清朝廷下令招垦，地方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垦荒优惠政策。
    安徽省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

    虽给以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然“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

    1869年，江苏省垦务局特订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

    浙江省严州规定，募民垦种之地，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遇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后，再向政府呈报，将其所有之田亩产权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

    由此出现了一次江南大移民，据清政府估计，战后苏南约有160到260万移民人口，外省移民约占100万。
    浙江省约有132万移民。
    安徽省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约136万，皖北约128万。

    清两江总督马新贻，在1869年《招恳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说：
    “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等地，还是户口零落，荒芜的田地还占原额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几经垦荒移民，到战乱后的1970年，江南各省的农业生产恢复还不到战乱前的一半，足见毁之容易，复之艰难。
    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战后三十多年，十九世纪末在他的奏折中还提到田地荒芜的现象：“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

    几十年后，原是寸土寸金的江南富庶之地依然是“垦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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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的衰败
    江苏省苏州，处江、湖、海之间，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从隋唐起就是东南巨郡都会，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经济上的繁华，文化上的优雅，使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富饶城市。
    苏州的富庶对太平军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清人说“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事实确实如此。
    1860年5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兵进苏州，守城的巡抚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颁布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城里顷刻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嚎哭声震天。此状清人李寿龄在《匏斋遗稿》中《姑苏哀》诗中说：“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

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这是清人自毁的状况。
    1860年6月2日，太平天囯李秀成占领了苏州，一向十分活跃的工商行会组织全被摧毁，丝经行、丝行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茅家琦《太平天囯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此后，忠王李秀成在城中大建王府，将其大本营移至苏州。苏州便“是太平天囯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
    1863年初，清李鸿章与太平天囯李秀成在苏州（太平天囯苏福省）一带反复搏杀，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真实的描述了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

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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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的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太惨了啊！

    太平军的狂飙所至，庐舍为墟，遍地瓦砾。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已是一片劫灰：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余年，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非常严重。

    1863年，请大臣左宗棠记下了亲见的情景：“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

    清史稿里称到战后的1875年，“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见清大臣郭嵩焘奏稿《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

    现代史学家戴逸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明确指出：在1830年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9%，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西欧五国的GDP总和也只占29％，与中国持平。但经太平天囯战乱的40年后，到1900年，中国的GDP只占到全世界总数的6％。从这一组数据中得出，是太平天囯战乱让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极贫弱国家的结论。

    1956年，王亚南曾批评罗尔纲：“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从这样一个比例中，怎么也不能结论出太平天囯的运动是一种大革命运动。”
    清末王船山先生曾说：“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是否应该以此三衡来判断太平天囯“革命运动”的性质呢。

    最后，说点题外的话，不，又与此题答有关联。那就是被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史学家推崇备至的太平天囯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它一诞生起，就只限于纸上，没有认真公平地实施过一天。
    它高喊着普天下“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姐妹”的口号，实际却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它所制定实行的称谓、觐见、服饰、舆马、仪仗等等远远地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特权规定，而且那些官阶称谓几近荒诞，违反者的惩罚残酷程度可与商纣王相提并论。

    比如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亦要下跪三呼千岁。王爷出行，路人和小于自己的官员一律回避，回避不及则必须跪伏路旁，抬头窥视者杀无赦。等级之森严，史所罕见。
    还有太平天囯的高层可以妻妾成群，对下层和老百姓却是严格禁欲，家庭被撤散，夫妻分住男营女营，私自过“夫妻生活”是犯天条，杀无赦。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实则是所有抢来的金银财富，全是洪秀全等高层挥霍腐败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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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囯对民族习俗文化的灭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陷之处，凡学宫……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对上帝教圣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郭廷以说得好：“太平天囯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郭《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囯的洪秀全，为一己之私，充分利用灾害和饥荒、落后和愚昧，引诱和裹胁大批盲流；利用下层农民与生俱来的贪欲之心，竖起杀富济贫的大旗，喊出分田分地

的诱惑；制造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乱。
    太平天囯“革命运动”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死人无数作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为代价的，一场肆意抢夺，无情杀戮的浩劫！
    该怎样评价它，总不能把任何造反、特别是为一己之私而造反的行为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