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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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做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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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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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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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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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