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70年的腐败史（192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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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70年的腐败史（1922-1991）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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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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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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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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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