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什么人热衷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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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什么人热衷告密？

         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围绕告密与反告密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告密之风往往发生在独裁专制与极权统治之下。
　　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美德“古已有之”，告密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其实，由于我国告密文化特别发达，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等的不同说法。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P116)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这一告密事件是高度政治性的。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商纣王是因为崇侯虎的告密，才将西伯拘禁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前845)，也就是距今2860年前，“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P10)周代商而起，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批评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道路以目”了。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之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形成一句成语——“道路以目”，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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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起事件，我们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我们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前359)，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P47)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力度的告密法律。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挤压、强迫，以释放人性深处最为邪恶、阴暗、狠毒、卑劣的成份，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永，二世而亡，而且这个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不得好死，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前119)，他下达了“算缗令”，即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放羊专业户卜式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P1169)“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同上书，P1167)告密者能够得到被告者一半的财产，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致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媮(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同上书，P1170)这一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商贸业，而且损害了政府诚信，败坏了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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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686)，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如此以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第14册，P6438)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于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害人虫，因告密有功，不仅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而且个个封官，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置亲朋好友于死地，其人品是极其猥琐龌龊的。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行迹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此人确有才名，“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P4320)然而，如果将“文如其人”这样的成语用在他身上，则是莫大的讽刺。他想给武则天当面首，曾为张易之端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家里。张仲之忠于李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武则天之侄)，只因对宋之问疏于防范，宋之问竟指使其侄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致使王同皎等人被斩首弃市，宋之问自己却被提拔为鸿胪主簿，遭到天下义士非议。睿宗即位，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同上书，P4321)
　　武则天时代究竟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除庐陵王(即唐中宗李显)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也是朋友聚会，也是酒席筵上，也是议论前领袖，一人发牢骚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只是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无法拍成视频，流布网上。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顿时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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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第三位皇帝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P2320)这个丁钰显然是个投机分子，他瞅准了朝廷的政治风向，告发其家乡的诽谤之事，竟使几十人入罪。有关部门也投皇上之所好，竟称丁钰有才可用，居然一步登天成了政法队伍的公务员。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同上)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这些鹰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第26册，P7820)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之书，只因读书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人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这是可怕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呀!
　　吴怀贤是官场中人，其实。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著名太监)，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第8册，P2333)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吊死煤山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即崇祯皇帝)，生前一项重要政绩就是除掉了祸害晚明多年的宦官魏忠贤。此人在从凤阳押解进京途中，自缢于阜城(在今河北衡水)，皇帝“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在今河北沧州)。”(《明史》第26册，P7824)这个生前借用告密之风和特务政治作恶多端的太监头子，最终也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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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在我国官方电视台的黄金时段里，在编导的剧本里，在屏幕的形象中，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曾被歌颂多年，似乎是天纵英明、勤政爱民的伟大领袖。然而，这三人正是清代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由于文化自卑而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了汉族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地毁灭了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是由告密开端的。导致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的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是多么可怕，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倒霉。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其岳父朱佑明则予以经济赞助。书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这部拟名为《明史》的书中，奉尊明朝年号，否认清朝正统。其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为《明书辑略》。不想却被归安(今属湖州)知县吴之荣两次告发。顺治十八年(1661)，玄烨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并严惩涉案人员。庄允诚被捕进京，不久死于狱中。庄廷鑨死后也不能幸免，竟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却攫取了庄允诚、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并被清廷擢为右佥都御史。(清·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说庄廷鑨史案，由于玄烨年且9岁，尚未亲政，并非由其决策。那么，黄培诗案则是由这个少年天子(时值15岁)直接处理的。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曾在明末任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他的《含章馆诗集》，其中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世奴家仆黄元衡。其祖父黄宽本姓姜，莱阳人，当年流浪街头、乞讨为生，被黄培祖父收养，改名黄宽，并为其娶妻成家，供其子孙上学。黄元衡系黄宽长孙。在其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归宗还姓，改名姜元衡，并背信弃义，向官府告密黄家私下刻印诗稿，有隐叛、诽谤清廷等情事。姜元衡还嫌不够，蓄意扩大事态，顾炎武等人也被牵涉进去。清康熙八年(1669)，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余者被释放(2013年8月20日《城市信报》及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