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什么人热衷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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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七年(1729)，广西灌阳人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这是一部史论著作，当然是以个人观点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果此书被驻阿尔泰将军王锡保告发。胤禛认为，“彼不敢显言，托于论列《通鉴》，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公然形于纸笔矣。”(《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P500)于是“借托古人之事，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望，肆无忌惮，罪由自取”(清·赵慎畛《榆巢杂识·谢济世陆生楠被参》)之罪名，将陆生楠在军前处死。
　　乾隆年间，曾任户、吏、兵、刑、工五部尚书的梁诗正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P102)在其返乡奉父期间，弘历居然派遣满官富勒浑，使用“钓鱼”与告密的方式，试图获取梁诗正的悖逆证据。这已经不是下属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质是上司在官员身边布设眼线。好在梁诗正老于世故，未授话柄，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看出，当时之人忧谗畏讥、临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应当指出的是，告密这一邪恶的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是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通用伎俩，是他们把握权力、控御下属的统治邪术。只不过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更为悠久、体系更为系统而已。
　　孙传钊先生在《他们为什么告密?——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告密文化现象研究》中指出，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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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通常称作小帕夫利克)，以告发父母而闻名。1932年，13岁的帕夫利克向当局告发担任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伪造文件，并将它们出售给匪帮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其父因此被判刑10年，随后被处决。当年9月，其家人无法容忍帕夫利克之行为，联手将他杀害。所有参与谋杀的人，均被当局逮捕并枪决。在高尔基的呼吁和斯大林的肯定下，帕夫利克成为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研究证明，这起事件完全是虚构的。那些“英勇事迹”都是意识形态部门根据需要杜撰出来用以欺骗民众的。2005年5月，《帕夫利克同志：一个苏联小英雄的浮沉》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是以英文出版的首部同类作品。作者凯特丽奥娜·凯利利用大量原始档案资料，还原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2012年11月26日《羊城晚报》B5版)
　　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告密事件，无过于“文革”期间。在发烧的政治狂热中，为了向领袖表忠心，车间、地头响彻着这样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在“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堂皇口号下，一时之间，许多家庭，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成仇，母女为敌，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人群之众，持续时间之长，人心伤害之烈，都是史无前例的。近期媒体报道的《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张红兵忏悔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张红兵是安徽固镇县人，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两个月后，方忠谋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执行枪决。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2013年8月7日《新京报》A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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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革”中的告密风潮，与历史上的告密之不同，在于其披着革命的外衣。当局为利用告密达到政治目的，制造了荒唐的理论依据，比如，1957年，《学习》杂志就曾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为了阻止人们的正常思考，又推出极其荒谬的“相信主义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到盲从的程度”，“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为鼓励人们告密，竟然对于这种人类灵魂中最阴暗、最丑恶的、最卑鄙的行径，赐予了一个个光环四射的名堂与说法，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强”、“有革命觉悟”、“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站到革命队伍一边”，巧舌如簧，玩弄词藻，试图化腐朽为神奇，化邪恶为善举，使世间最阴暗、最卑劣、最无耻的行径，变成了为某些政治势力所极力纵容、鼓动的革命行为。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1968年5月至6月，“徐汇区红卫兵军区”把华东局、上海市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子女集中起来，连续办了两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他们对这些年仅10几岁的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腾讯历史第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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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特别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反对与禁止。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说，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率，他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道：“在我们那里直率与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对父亲的告密行为。而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也认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主张干脆把告密者杀掉了事。他的原话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P446)甚至这一看法也为道家学派所赞同，庄子指出：“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庄子》，中华书局，2007年，P274)
　　孔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道、法三家，但他们的观点也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学界或者知识分子的看法。直到数百年后的汉宣帝，才运用国家权力正式颁布了禁止告密的诏令。汉宣帝刘询是西汉中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由于王室政争，他在襁褓之中就曾体验过铁窗生涯。也许这一经历使他的执政较为谨慎与开明。地节四年(前66)，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在皇权时代，这一诏令，不仅极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以下全文照引：“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汉书》第1册，P99)。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明令禁止告密的唯一一条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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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皇帝。但在如何对待告密的问题上，也曾犯过糊涂。只是由于当时君臣关系较为正常，才不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贞观五年(631)，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密得到唐太宗的宠信，许多大臣因此被迁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的谏言可谓一针见血，他所揭示的其实是许多权势者利用小人告密控驭下属的共同心理与常用做法。李世民毕竟与其他皇帝不同，虽然魏征的话说得很重，他并不以为忤，唯“默然”而已，还对他进行赏赐。事情的结果如何呢?“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第13册，P6088)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虽然其版图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却是当时世界上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执政时间来看，赵宋政权(319年)也是仅次于刘汉政权(406年)的朝代。宋朝之所以达到如此之高的文明程度，这与赵宋政权始终奉行重视文化、尊重文人的国策直接相关。北宋王朝是对待文化和文人最为开明与宽容的政权。嘉佑五年(1060)，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宋仁宗赵祯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P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