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什么人热衷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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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宗赵构由于杀害岳飞、对金求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赵构绝对不是一个昏君。不仅因为他的书法非常漂亮，在宋金对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南宋能够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并非易事。他在处理告密问题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赵构在杀害岳飞14年之后，仍然是南宋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他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P3461)次日，三省枢密院就令刑部开具告密者名单，议加黜罚，并指出：“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这一行径被“文革”中的“日记罪”发扬光大且变本加厉了——作者注)，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这与毕福剑的酒局是多么相像——作者注)，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同上)十二天后，刑部开具一个九人名单。赵构对此指示道：“此等须重与惩艾”，于是“并除名勒停”(同上书，P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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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是一个外来异族政权，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元朝的历代皇帝，并非都是金戈铁马、沙场征战的马背蛮族，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作为元朝第五位皇帝，奉行“以儒治国”，虽然仅在位四年，却实施了一些新政，史称“至治改革”，使元朝国势大有起色。但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后在“南坡之变”中被刺杀。英宗在位时就处理过一桩告密案件，他的指导思想与儒家“亲亲相隐”一脉相承。至治二年(1322)，驸马许讷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他告发的大约是父亲谋反，母亲出轨之类问题。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英宗的斥责义正辞严，身为人子，侍奉父母，可以隐瞒，不可忤逆。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于是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P5470)
　　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不避刀斧的骨梗之士。乾隆初年，康熙、雍正文字狱的余烬未息，曾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曹一士上疏称：“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返)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为此，他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第35册，中华书局，1877年，P10527)曹一士的奏折极有针对性，显然是针对乾隆皇帝的祖(康熙)、父(雍正)两代纵容告密、大兴文狱而言的。这无疑触碰了清廷的禁区。虽然弘历表面上“亦如其议”，但在其当政的几十年里，在纵容告密，制造文字狱方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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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我国历史上，即使最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也不一定非要把告密进行到底。一旦他们认为皇图稳固，大局底定，其纵容、鼓励告密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武则天就是一个显例。长寿元年(692)，“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武则天)亦厌烦”，她支持监察御史严善思一举清除“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资治通鉴》第14册，P6485)然而，严善思却遭到告密者的诬陷，一度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不久，又被武则天召回任浑仪监丞。当初被重用的那些邪恶势力，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流，均遭清算，个个结局悲惨。“请君入瓮”一语即由此而来。
　当年五月，武则天曾下达一道禁屠令，“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喜得贵子，孩子三天时，“私杀羊会同僚”，摆下一桌喜筵庆贺一下。不想补阙杜肃酒足饭饱之后，藏起一块羊肉作证据，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密。次日，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饭局请客，一定要有所选择。并当场公开了杜肃的告密信。“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同上书，P6482)
　　康熙时代开创了清代利用告密者、大兴文字狱的先河。但玄烨对于告密得来的线索并非一视同仁，凡属皇族、亲属、忠奴，有时会放过一马。而陈鹏年却是一个特例。陈鹏年在苏州知府任内，一个春日偶游虎丘，题二律，其一云：“雪艇松庵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两江总督噶礼得其诗，乃句疏字解，指为诅咒诽谤而奏之。大意是说，鸥为海鸟，而郑成功居海中。陈与郑私相勾结，故有“鸥盟往还”之语。“代谢已怜金气尽”一句犹被渲染，认为其暗指清入关前之“后金”国号。陈鹏年遂被摘印下狱， 以死罪论处。幸亏玄烨朱批，“朕阅其诗，并无干碍”，“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P114)对于此事，钱泳之《履园丛话》、孙静庵之《栖霞阁野乘》均有记载。陈鹏年能文善诗，他的书法精道，尤善行书。《虎丘诗》案平反后，康熙命他将《虎丘诗》写出来。陈鹏年十分认真，抄录成幅，并题跋记叙始末：“此余己丑作《虎丘诗》也。庚寅既解组，于辛卯岁，此诗得呈御览，几罹不测。荷蒙我皇上洞雪，于壬辰十月初六日宣示群臣，此二诗遂得流传中外，诚旷古奇遇也。因嘱书为志于此。仰见圣明鉴及幽微，兼志感泣于不朽云。”《虎丘诗》轴为一幅书法精品，康熙御览后置于宫中，多年后下落不明。后为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收藏，其夫人已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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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围绕告密与反告密这样一条线索，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告密之风往往发生在独裁专制与极权统治之下;告密之风最盛的时代往往是政治最黑暗、权力最残暴的年代;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独裁专制与极权统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
　　而就告密者而言，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即主动告密者与被动告密者。深入分析一下，告密者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七类：一类是品行卑劣、蛇蝎心肠、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并不利己而告密;一类是受意识形态蛊惑，沉溺某种政治信条，偏执于狭隘的党派立场而告密;一类是受到当局的利诱与鼓励，试图通过投机钻营以改变前途、命运而告密;一类是与被告密者有私怨，趁着政治运动或政治风潮借机报复而告密;一类是嫉妒被告者的地位、财富与色相，为攫为已有而告密;一类是坚信被告者大逆不道，以大义灭亲自居，而又不敢通过正当渠道举报而告密;一类是因处于某种恐怖氛围之下，认为被告者的言行可能株连自身出于自保而告密。
　　“告密”二字，其实值得探讨。告的既然是“密”，那就是只有你知我知、他人不知的秘密。这在现代社会应有一个隐私权的保密与保护问题。然而，告“密”并不等于告“罪”。他人的隐私与秘密并不能与罪状划等号。因告密而肇祸，因告密而倒霉，因告密而遭难，因告密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并不因为所告之“密”，在法律上已经符合量刑定罪的法律范畴，而是与法律毫无关系的政治迫害。这种悲惨场景的出现，只会发生在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只有人主、没有民主的独裁、极权国家里。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P333)实际上，毛泽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发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类浩劫，在英、美、法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同样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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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在下面还有一条：“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第1册，P99)意思是说，父母隐瞒儿子的罪过，丈夫隐瞒妻子的罪过，祖父母隐瞒孙子的罪过，处以斩首之罪，皆须上报廷尉得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法律与道德标准，来框定西汉时的法律条文，至少在当时已经通过法律确立了罪与非罪的标准，这就从社会的基本法律框架上减少或杜绝了在法律之外，利用告密进行政治迫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