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外星生命的幻想似乎还停留在19世纪

伤我心太深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科幻作品，对外星生命的想象，几乎都来自19世纪，这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几乎不在对外太空感兴趣了，可能是因为上个世纪的特殊背景的原因，人们才热衷于外星事物的探索，而现在，玩玩手机就行了。

我们对外星生命的了解真令人感到震惊：它们建造了以技术为驱动力的文明以及驰骋于星系间的宇宙飞船，创建了围绕它们所定居星球的能量获取系统，从星际向我们发出了无数问候。我们不能肯定未来某一天当它们收到我们的广播后，是否也会激动无比地期盼我们下一次令人惊喜的开播——但现在看来这个赌注胜算很大。

这一切我们是如何得知的呢？这不是通过科学发现常用的观察法，而是我们知道这样说合情合理。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通常我们也会这样做，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推测发达的外星人长什么样时，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在谈论我们自己罢了。早在17世纪的原始科幻小说中就有跟我们人类形象相似的外星生命，比如法国作家西拉诺·博吉拉克的《城邦与日月帝国之滑稽史》（1657）。西拉诺描述了月球的一角，那里定居着一群巨人（像人一样的硕大动物），它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欧洲化的宫廷社会，在那里高谈阔论亚里士多德与基督神学。从那时起，科幻小说就基本是这样了。现代科幻之父艾萨克·阿西莫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幻小说《基地系列》中的银河帝国，以及《星球大战》与《星际迷航》系列中都定居着类人动物，其心理与行为动机都极大程度地模拟了2 0世纪后期的人类，尽管其外表是通身毛发，额头向前高高凸起。

这种关于映射人类自身生活的外星文明假设于2015年9月由电影屏幕转向了科学杂志。当时，耶鲁大学的塔比萨· 博亚简及其同事通过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的数据报告，发现一颗编号为KIC8462852的恒星发射出猛烈的闪光，任何众所周知的自然过程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博亚简认为可能是旋转的彗星群遮挡住了来自该恒星的亮光，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森·怀特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可能：这种闪耀的亮光应该是外星工程师建造的庞大系统掠过恒星所致。

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就提出了这样的环恒星运行构造的概念。他说，任何具备足够技术能力的文明都能够在太空建造巨大的太阳能电池阵来满足其自身对能量的巨大需求。尽管怀特关于可能有一颗环绕KIC84 62852恒星的“戴森球”真实存在的评论很是谨慎，但是对外星文明踪迹的探测并不是悄然无声的。不久后，世界范围内的媒体杂志都在头版头条对此大加报道。其他研究人员更是紧随其后，他们开始捕捉来自KIC8462852恒星的信息。这些研究的重点是无线电波以及激光脉冲，就像我们所使用的信号一样，这简直就是我们人类一向自恋的直接表现。

自科学家开始寻找外星生命以来，他们就一直把外星人想象成我们人类自己的形象。对外星生命的搜寻始于1959年由物理学家朱塞佩·可可尼与菲利普·莫里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认为，靠近类似我们太阳的某个恒星存在着文明，其科学兴趣与技术能力远远地超越了我们。这两位科学家进一步提出，这些外星人一定建立了一种联络通道，我们将来会了解到。这些外星信号最有可能使用的是宇宙间无所不在的无线短波，也可能包含明显的人工信息，比如小质数的脉冲序列或简单的运算序列。

这样的猜想并非毫无道理，但它只是对两位睿智的科学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答复而已。可可尼与莫里森建议，从我们熟悉的技术类型里寻找熟悉的信号类型，这极大地制约了此后我们对外星智能的搜寻。今天，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艾维·罗卜觉得搜寻外星人定居的星球大气层中的氯氟烃（CFCs）的光谱特征可能有帮助，很显然，他相信外星人拥有跟我们一样的冰箱（或者他们只是因我们的发胶摩丝抓狂！）。

其他科学家建议，从光污染的城市、“进取”号式的反物质驱动星际飞船或者外星际核战的辐射闪耀中搜寻外星人。所有这一切，听起来简直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显而易见的应对方法是，假如你要继续找寻外星智能生命，你就得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们一直想在地球之外找寻生命的冲动应该是与我们要探索自己生存环境的自然本能以及繁衍后代有关。如果真是如此（而且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宇宙间所有的复杂生命都源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竞争过程，那么它们注定要进化得对一切都感到好奇，而且极欲扩充自我，这样想不也合情合理吗？然而问题又来了：并非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企图跨越自己的那个村，而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在下一个千年会继续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人类成因力量（更不用说100万年了），这谁也说不准。

把外星智能探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冲动与发明之上便限制了我们的思考，使其走上一条狭窄的路。这甚至在可可尼与菲利普·莫里森奠定外星智能探寻基础之前就出现了。195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克· 费米就已经与他的同事构想了探索宇宙中智能外星人的存在。假如其他生命能够在星际遨游的话，可以肯定今天它们已经发现了我们，而且也来看过我们，因此费米问：“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呢？”费米悖论被当作一个论据，即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一定非常稀少。外星智能研究所提供的可能答案包括：“外星人进行过成本效益分析，认为星际旅行代价过高，也过于危险”；“星系间已经城镇化，而我们地球人类生活在其百无聊赖的郊区”；或者，地球被保留为一个“孤立地带，供外星游客或社会学家游览和参观”。

滑稽吧？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认识这些外星人了！难道这些失败的想象意味着我们应当避而不谈外星文明可能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吗？绝对不是！我想以此方式推测外星文明是我们人类赢得的一小笔奖金，因为对于这个让人困惑不解的宇宙，我们有了一丁点儿感受。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唯我主义以及令人厌烦的好莱坞式的措辞呢？

办法之一就是不要过分地被科幻小说干扰。一些科幻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不要忘了这是在讲故事，也就意味着有需要我们认同的人物与情节。那些经典科幻电影，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965）与阿瑟·C.克拉克的《少年时代之终结》到科姆·斯坦利·罗宾森与艾·M.班克斯精心制作的专题片，都拥有超级霸主与独裁者、英雄、星际舰队与帝国。戴森球本身显而易见是受到奥拉夫·斯达普莱顿的小说《星球造主》（1937）的启发而预想的。当我们以人类为中心来讲述外星文明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只是在通过哈哈镜来看一切。这种提醒能够使我们在思考外星生命时更加大胆，更加富有想象力，同时深思是否可能有更精密的方式来探索其他各种可能性。

只要稍加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发现更多有关智能生命可能存在但不为我们所知的创造性理念。也许超高级生命将放弃物理世界，居住于三维之外的角落与缝隙。也许它们将分解为缥缈不定的群智能，就像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1957年发表的科幻小说里所称的黑云——这是科学家在小说里具有真正创造性的一个稀有的例子。也许超智能生命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无聊或复杂。

也许它们将回归到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加拉帕戈斯》中懒洋洋地栖息于岩石上的长着海豹般小脑袋的人类后裔那样。它们依然觉得放屁很好玩，所以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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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没有关于外星人和UFO的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