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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从建立王朝开始,基本上就有史官制度,史官多是世袭。
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死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为国相。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仍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可见史官的职业节操与道德坚持是远超常人的,在他们心中,记录当前发生的一切,就是记录不容篡改的历史,这是道义所在,虽死无悔。
司马迁作《史记》,既是家学渊源,也有自己的一腔抱负,自然也有自己的史官守则。从周代商,篡改、毁灭历史典籍、记录的风气便在诸侯国之间蔓延,而诸子百家也托古以尊己,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有选择性的在自己的综合判断下使用史料,终于著作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没有史料的支持,平空撰造出一个朝代,不但大违史官以事实说话的根本,也与史官的道德取向是大冲突,更有身后骂名的顾虑,从司马迁个人角度是绝不可取的。
原来西方学者认为商朝不存在,当甲骨文和殷商遗址出土后,没有人在说什么。
然后是没有夏朝,尤其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不但认为没有夏朝和大禹,甚至大禹可能是条虫子。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显然是个响亮的耳光。
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司马迁记录周朝、商朝大的事务,从出土的卜筮、青铜器铭文很多已经证实,《秦公钟》、《秦公簋》等有禹的名字,则夏朝的开创者大禹及夏朝大事可信度应该也极高。
事实上,在顾颉刚发表言论之前,日本的学者在白鸟库吉已经认为尧舜禹都是儒家思想的产物。顾颉刚未必是自己独立的思想,更多的是拾他人余绪,做惊人之语。
而即便没有文物出土,在典籍中互证夏朝以及大禹的存在,也是昭然若揭。
《左传》中,“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大禹和夏王朝的存在。《左传》又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诗经·长发》中,“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吴越春秋》说,“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起庶子于越。”
更还有天文学的证据,《太平御览》“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据天文学家推算,符合条件的是公元前1953年春季,五星聚合,排成一线,却正是夏禹的时代。
而孔子云,“行夏之时”,指的是《夏小正》,是夏朝的历法,《国语》、《逸周书》均有夏朝历法的记载,云“《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是从历法的角度证实了夏朝的存在。《夏小正》主要是指点农事,如“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
中国的历史遗迹,很多都毁在人口增长的土地需求、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脚下的土地也不知被耕作了多少遍,很多遗迹荡然无存,摸金校尉把古墓盗了一遍又一遍。而民间文物保护意识从古到今都不强,古长城的墙砖被拉回家盖房子,中华第一龙,曾作为玩具被孩子玩耍,最近拍1.85亿的兮甲盘,元朝时被人作为饼盘,盘足被折断。
中华的悠久历史、璀璨文明其实无需去证实。
我们的文明一直在继续,这已经证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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