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学史上，华莱士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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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今日头条


在生物学史上，华莱士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他是演化论的发明者之一，但是我们从生物课本上所能知道的，最多也不过是这样。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样的研究？没有人知道。在介绍像“演化论”这么重要的理论时，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名字，我们竟然会这样陌生，这不是很奇怪吗？难怪有人会不断地想为华莱士在生物学史上的地位“翻案”。

出身蓬门的华莱士

华莱士比达尔文小十四岁。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结束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长达五年的“海外旅行考察”，回到英国。这时，才十三岁的华莱士却已停学了，理由很简单：家穷──这是达尔文与华莱士两人最大的不同。达尔文出身名门，他的父母亲都有相当好的家世。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以天择为机制的演化论——由这两个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各自构思出来，已是异数，更何况这两人当中受过完整的正式教育的，根本不是念生物的！

达尔文回到英国后，于1839年出版了《旅行考察记》，建立了声名。

他在“猎犬”号航行期间所采集的脊椎动物标本，由各专家研究后完成的报告，也由他主持编写。他还在1842年、1844年、1846年各出版了一本地质学方面的书。这时他已当选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界最高荣誉。

这期间，华莱士为了生活，跟着哥哥从事测量工作。别人在他这个年纪都在教室中读书，他却在旷野中读“自然”这本大书。1843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哥哥眼看自己前途茫茫(1840年左右正是英国的“饥馑年代”)，便劝他自求多福，另谋生路。两年后，教他测量的哥哥也去世了。这时达尔文已把他35页的“1842年手稿”扩充，完成了长达230页的“1844年手稿”──《物种起源论》的前身。

1847年华莱士已“对单纯的田野采集不能满足，期望选一个科来做彻底的研究，看能不能对物种起源的理论有所贡献。”1848年，华莱士追蹑当代的伟大探险家洪保德的足迹，远赴南美进行生物调查（那时赴异域采集标本是可以赚钱的）。1850年他在英国《动物学会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

1852年，他深入了亚马孙河流域，搜集到的标本超过15000件。由于不断受到疟疾的侵袭，他决定回国，而在他从内陆回到巴西北岸的登船港口时，才知道后来赶到南美的弟弟，在另一条探险路上几个月前得黄热病死了。更不幸的是，他的船在离港1600千米处发生了大火，船长下令弃船。他这四年来的辛勤成果与大部分的笔记，全都付之一炬。他和其他的人在海上漂流了十天之后才获救，于1852年10月回到伦敦，孑然一身，一贫如洗。

1853年他出版了《南美旅游记》，并不算成功，但至少已算是踏入了英国的学术圈。1854年他又赴马来半岛采集标本，一呆八年。后来他与达尔文《物种起源论》的关系，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

理论上的歧见

为什么在谈演化论的时候，华莱士永远只是个名字，而不是个“人物”？有人指出华莱士与达尔文的出身太过悬绝，而“科学”这玩意儿不过是英国上流社会的装饰品，寒素之子华莱士先天地会受到排挤。与达尔文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莱尔与虎克，1858年安排华莱士给达尔文寄那篇论文的方式，便反映出了除“学术”理由──达尔文早在1844年便已完成“演化理论”，只是尚未发表──之外，他们还有“私心”。

小百科并不想反驳这个看法，甚至还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这个看法，例如英国皇家学会直到1892年才选他为会员(比达尔文迟了约半个世纪)。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华莱士与达尔文虽然由于演化论而成为至交，终生彼此尊敬，但在理论上，他们实有重大歧见。歧见的焦点在于对“天择”作用在演化过程中的角色的认定。

华莱士坚持天择是演化的唯一机制。天择的产物是适应，自然界的秩序、和谐全由天择造成。他把生物体的每一部分、每一件功能、每一种行为都当作是适应，是导致更好的有机体的天择的产物。他相信所有的生物体都以极精巧的方式与环境相契合。假如生物体有什么构造或器官是看来无用的，那是因为我们无知。任何一种看来无用的生物现象都反映出我们的知识的缺陷。从某一角度来看，华莱士演化论中的天择，是19世纪初英国自然神学中无所不能的、慈爱的上帝。

达尔文并不认为天择是演化的唯一机制。理由在于：①生物体是一个高度组织化了的系统，其中某一部分的适应性变化，有可能导致别的部分的“非适应性”的变化；②一个在天择的影响下为某一目的而发展成的器官，由于它的构造的缘故，也许可以执行其他的任务。“性择”便是天择之外的另一个机制，它可以解释生物体某些似乎与生存竞争无关，甚至妨碍生存竞争的特征的由来。这些特征也许可以增加繁殖的成功率，例如某些公鹿头上壮丽的角、孔雀的尾巴。性择根据达尔文的看法有两种，一是雄性彼此竞争接近雌性的机会，一是雌性特有的品味使得只有某些雄性才可以接近她。达尔文认为大多数的现代人种体征的差异，是不同族群的不同美感品味所造成的。

华莱士不喜欢性择这个概念：第一，当时流行的演化论谈的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着眼点在“生存”而非“生殖”；第二，性择把动物的“意愿”给拉进生物学分析了，这并不符合机械论式的科学观；第三，生物体是一架构造精良的机器，而性择却容许生物体发展出许多重要的、与生存无关的特征。

“性择”是达尔文1871年出版的《人类原始》一书的主题。19世纪60年代末期，达尔文便与华莱士反复地讨论了这个观念。华莱士不同意这个看法。《人类原始》这部书实际上是两篇长论，第一篇谈动物界的性择现象，第二篇以性择来谈人的演化。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华莱士与达尔文的看法更不相同。

人是演化的产物？

华莱士认为人类不可能是演化的产物。“天择说”只能解释人以外的生物的演化。因为人的心智有其独特的性质。华莱士证明人的独特性的论证，基于一个极为高贵的看法：人类一家。所有的人群，或许文化、肤色、语言有别，心智能力却无差别。从解剖学看来，“未开化的人”（savage，或译“野人”）脑量并不比白人小。而且，野人若处于文明世界中，一样可以成为绅士。可见文化上的差别绝非天生注定了的，只是野人还不知道正确地运用他的心智能力罢了。可是这个与当时流行的“人种理论”──人种之间有先天的、不可变的差异──相反的观点，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野人的“低文化水准”显示他的大脑只发挥了很小一部分的功能，但是演化（天择）的产物应是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的完美的适应──不可能“过度完美”。相对于野人的生活而言，他们根本不必有那么好的脑子，因此人脑不可能是演化的产品。

华莱士与达尔文不断地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各不相让。1869年达尔文在信上说：“我希望你不要把你和我的孩子（指演化论）给处死了。”1870年又说：“我为我与你有歧见而悲伤，这使我震惊，更使我不十分相信自己。”

达尔文的震惊是有道理的：华莱士认为人的演化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干预了“自然的历程”造成的。谁能相信演化论的发明人之一又回到了上帝的怀抱中了呢？虽然他并未肯定这个宇宙设计者就是《圣经》中记载的那一位。

华莱士是一个奇人，他不仅是生物学家，还是一个社会改革的鼓吹者。他还反对种牛痘，提倡骨相学，不能接受孟德尔遗传学，却相信奇迹。他绝对是一个科学史研究或传记的好对象，然而在今天的生物学课本上，除了他和达尔文共同发明演化论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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