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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3 22: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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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地区,崇蛇文化可以明确地分成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类是具有底层特征的原初意义上的蛇神崇拜,第二类是汉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为历史文化底层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兴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庙”及蛇神偶像崇拜随处可见,如南京太仓、苏州娄门内的蛇王庙,宜兴城隍庙、太仓土地庙中的蛇神偶像崇拜,这些蛇神塑像或为蟠蛇形态,或为人首蛇身,或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发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回家或财神将到,于是旧时太仓、常州、宜兴一代还常见“召蛇”或“请蛮家”的巫术,即在遇到天灾人祸和巨大灾难时,举行仪式,请求蛇神“蛮家”保护,祭祀时使用人头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这些民间崇蛇习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图腾文化。
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历史进程。汉话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现于唐宋小说中,反映了汉民人文视野下“南蛮蛇种”被诬蔑为“妖”的文化境遇,此时的“白蛇”时以白衣女子现身、时又蛇形毕露,是专门掠杀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说中的白蛇故事又被发展成为蛇妖的白娘子与徐公子的爱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镇雷锋塔”还是她最终被“改造”成“蛇面人心”好女子,进一步折射出汉民人文面临“非我族类”的“南蛮蛇种”时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态。
从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观察,唐宋、明清历代的汉话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节,反映了华南越、汉文化更迭过程中,“南蛮蛇种”面对“华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运,华夏视野中的“南蛮蛇种”是坏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华夏文化(伦理)的“好人”。可见,汉民时代“重新表述”的“白蛇传”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层的“蛇种”文化内涵。
在传统史学的论述中,汉晋以后的“大移民”事件是华南民族更迭、华南汉人形成的根本原因。
华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主张长江下游以南操吴、闽、粤、赣、客家等方言的“汉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简单地依据汉文史志的记载而全部归为汉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南渡”,而应该综合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的新发现,充分认识百越土著文化在华南“汉人”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认为“最纯种”汉人后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头。
华南“汉人”包括了“汉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汉人两类,民族志上华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动地反映了南迁汉民与华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畲、排湾、鲁凯各少数民族的崇蛇习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蛮蛇种”蛇图腾文化的原初形态,是作为史前上古华南土著直系后裔的重要证据。 岭南汉人的龙母、蛇母信仰雷同于壮族社会,不管他们是越人的汉化还是越化的汉人,抑或就是“民族识别”中“弄错”了的非汉民族,恐怕还得深入的研究,但浓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们并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传承。 东南汉人社会的两类崇蛇文化形态,是东南地区汉越文化复杂融合进程的反映。具有“南蛮蛇种”图腾原初形态特点的蛇神、蛇王崇拜,从这一点上说,这些“汉民”要么是本质上尚未真正汉化的越人,要么是彻底越化了的“汉人”,否则难于理解蛇图腾文化在“汉人”社会的如此直接传承与积淀。 从“白蛇传”到“李寄斩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传说故事,作为汉文化强势氛围下遭遇的“南蛮蛇种”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动地反映了这部分“汉人”作为“汉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质。
骆越始祖王是壮侗民族和南方汉族的共同祖先。
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根据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1.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2.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3.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迁徙。百越接触过的许多族群也涵入了部分百越的遗传类型。百越从广东经江西向浙江的扩散可能发生于很早以前,福建与浙江的越族群体是不同路线迁来的,在台湾原住民遗传结构中同样表现出这种二元性。西部傣族类群是很晚从广东迁出的。
现代百越民族的主体——侗傣民族,显然很明显的迥异于国内其他民族系统。南岛语系与之相当接近,其中的台湾语族更为接近。提示了百越民族与这两个族群很近的同源关系。
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血统上源于百越而语言文化已然改变的群体也完全应当纳入百越研究的范围。东部的越族群体,台湾语族,应当纳入百越研究的范围.
语言文化上被百越同化的外源民族却不应属于百越遗传研究对象。比如湘桂黔交界的草苗是讲侗语的群体,但是遗传上明显的汉父苗母,侗族的成分很少,不应看作百越血统的群体。
遗传研究的百越,范围应包括侗傣语系的僮傣语族、侗水语族、仡央语族、黎语族,东部地区的越裔群体,可能还有台湾几支原住民。从印度阿萨姆到台湾几千里地域内有大约100个民族群体。
大部分的百越群体的遗传材料已经采集到了,包括印度的阿霍姆,泰国的兰那、东北泰和石族,云南的傣泐、傣呐,广西的壮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夜郎、水族、侗族、拉伽,贵州的布依族和水族,海南的黎族和仡隆,上海古今的马桥人,浙江的於越,台湾的泰雅、布农、阿美、排湾、曹、赛夏、卑南、鲁凯、邵、巴则海。
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
这些群体彼此间的遗传关系则体现出与语言学和民族学分类不同的格局。特别是侗水和仡央两支,完全打破了文化的分类而重新组合。图2中,我们用线条表示群体间遗传关系,用虚线圈表示文化的分类。
https://pic1.zhimg.com/v2-e4801c6772c611e1189ce646f6f2fc60_b.png整个百越民族早期是个内部认同很强的人群,所以史书上百越分布于会稽到交趾的记载也证明古人很容易把这个民族群体整体化地看待。其内部分支间的文化交流早期是没有障碍的。所以较早迁到同一地域的不同分支会在文化上一定程度的同化。
根据现有的百越民族群体Y染色体数据,按各个群体的对应值把三个主成分按等高线绘制原理作成三张地图。这三张地图体现了百越遗传结构中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47.0%,从图3中单一中心、梯度平缓的分布格局明显看出,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因此百越的血统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图中的分布中心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统最早的发源地,而后渐渐向四周扩散。
第二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35.6%,从图4中可以看到两个分化方向,一个在浙江一带,另一个在版纳一带。因此,百越民族在一元性之后的另一主要特征是二分性,即分化为东越和西越。
https://pic4.zhimg.com/v2-fb1e6207de3fd54d9f157840ccb41fe3_b.pnghttps://pic3.zhimg.com/v2-d74818d15f9e46821a2b6587132399de_b.png第三主成分占信息总量的17.4%。图5中,从广东向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延伸出三个不同的结构。这张图体现的是与第一主成分的扩散不同的百越民族迁徙的过程。广东等地受到汉族移民冲击之后,百越原住民开始搬迁,在别处重新定居。
百越长期以来作为南方的主体民族,曾经与许多外系统民族接触交流,也发生了一定的基因交流。
浙闽地区曾是百越的主要政治中心,所以这一地区现代的汉族群体中保留了相当比例的越族特征遗传标记。以M119突变比例为例子,上海和浙江都是26%左右,是全国汉族中最高的,其次是广东20%、安徽18%、辽宁和湖北17%、江苏16%、江西14%、湖南13%、河南11%、山东9%、四川7%、云南4%,实际上是以浙江为中心沿海岸线扩散。
南亚先民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形成汉藏语系的同时,从中分离出一支南亚先民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距今1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这一支黄种人带着M119突变从越南和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一种古老的澳泰语。这个语系祖先的形成是在2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澳泰语系人群在民族学上又称为百越民族系统,他们历史上的覆盖范围是从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带。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
在2万多年前,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就有一支部落沿着海岸线往上跑。他们几乎就没有留下沿途停滞的痕迹,一直跑到西辽河流域再停留下来。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核心。之后那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又朝周边迁徙,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
https://pic2.zhimg.com/v2-fab87d82cc434c97f0f70fdb51312ebd_b.pnghttps://pic2.zhimg.com/v2-93410ae63fba8109ee94997a17542731_b.png
M119突变类型中的M110突变亚类型,更具东越特色,但是在一般汉族群体中没有发现,在上海马桥原住民中有相当比例。福建的类型不一样,有8%的西越特有的M88突变,广东有7%。
百越与外族的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有百越的成分流向外族,又不断有外族融入百越,甚至可能有过西部的许多小民族整体性地融入百越族群的事件,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携带了不同的遗传标记。发生的年代相当早,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出于北部类群,先进入江西,形成后来的干越。部分干越后来西迁,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侗族(Kam),侗族的起源学说中有江西说一种。这解释了为何侗族遗传结构会归入东越类型。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出于南部类群,进入福建,形成了闽越各部。
壮傣族群的大规模西迁肯定是汉朝时南越国灭亡之后,傣族进入元南和泰国据证也只是唐朝的事情。而从云南的勐卯国西迁至印度则是公元1215年
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侧山麓,都城在离马头春秋战国古墓群不远的陆斡一带。大明山西南麓属于南宁市郊区,离南宁市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其邦国西瓯国、骆越国同时亡。
南宁市最早的建置是建于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的晋兴郡的郡治。今天广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没有超出当年骆越国的京畿范围,大明山依然是南宁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后花园。南宁市的兴起,其根基当与古骆越方国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础有关。
南越国(南粤国),是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中国本土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开国君主赵佗,亡国君主赵建德,国都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国土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海南、北越南的大部分地区。 南越国是在秦朝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基础上建立起,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实力雄厚。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一带,包括今天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兴安、恭城、贺州,广东北部的连山、阳山、乐昌、南雄、连平、和平、梅州,蕉岭一线,大部分地区与长沙国交界;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的地区;西部边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毋敛、句町等国。
这项成果通过历史文献总结和基因分析指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经过与客家话中的苗瑶语特征相印证,这项成果还推断,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具体地说,客家人的形成始于宋元,形成于明代中叶。
潮汕人,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其与广东汉族、广西汉族类似,与广西的壮、苗、侗等民族也接近。这项成果推断,自东晋至唐及至两宋在闽南形成的福佬人,是因闽南泉州、漳州人多地少,资源不足, 不断南下“走广”,逐渐迁入潮汕、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而形成的。
平话人,无论是在父系还是在母系遗传结构上都接近于南方少数民族,体现出他们不是汉族人口扩张形成的分支,而是其他少数民族被同化形成的汉族人群。这项成果认为,平话人的起源有两个,一是秦汉至隋唐形成的桂北平话人,二是宋代形成的桂南平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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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越地的人群经历了多次的整合与嬗替。於越民族至迟在马桥文化时期在越地形成,他们是越国文化的创造者。
而说越文化中心地的於越民族自此绝迹,却与事实不符,越人的特征性遗传因素在今天的江浙一带仍有不小的比重,只不过已经完全融入汉族。越地的人口发展,总体来说是逐步上升的,其波动的趋势又与越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致同步。越地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发展并不平衡,初唐至天宝年间等阶段的人口增长引人注目,在清朝更臻于大盛。
由于先越之民的后裔壮、布依等民族把“鸟”叫做“洛(骆)”,故可探知北迁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鸟”称之为“洛(骆)”。河南“洛水”因北迁中原的崇鸟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对鸟的称谓而得名。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可证《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写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该经中的“骆明”之“骆”是“洛水”之“洛”的同音异写,代表的都是“鸟”的意思。“骆明”之“明”,是为百越民族后裔壮族语言中“飞”的意思。“骆明”,即百越民族语言“飞鸟”的意思。
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汉字注先越语音的表达方式。其中“白马”是先越语言,是汉语“占卜”的意思。 据《新唐书》、《吴越备史》等有关文献典籍,江浙一带的越人后裔有《圣经》或《越中秘笈》,讲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后裔依托神鸟图建立“罗平”国的事。这里的“罗平”,就是《山海经》中“骆明”的同音异写,是汉语“飞鸟”的意思,建立“罗平国”,就是建立“飞鸟国”。整部《山海经》所讲述的就是以“鸟(鸡)”占卜的故事。所谓《洛书》,就是鸟占卜之书,盛行于良渚先越之民,发扬光大于夏、商时期,而传承于越人聚居区。至今,鸡卜仍在越人后裔的壮族当中盛行不衰。《洛书》,是《易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经》之“易”,本身就是飞鸟的形象。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都自去王号,成为郡长,秦朝把他们这地方设置为闽中郡。待到诸侯反叛秦朝,无诸和摇便率领越人归附鄱阳县令吴芮,就是人们所说的鄱君,跟随诸侯灭亡了秦国。在当时,项籍把持向诸侯发布命令的大权,没有立无诸和摇为王,因此,他们没有归附楚王。汉王攻击项籍,无诸和摇就率领越人辅助汉王。汉王五年(前202年)时,汉高祖刘邦重新立无诸为闽越王,在原先的闽中这地方称王,建都在东冶,继续越国的奉祀。汉惠帝三年(前193年),列举高帝时越人的辅佐之功,朝廷认为闽君摇的功劳多,他的百姓也愿意归附,于是就立摇当了东海王,建都在东瓯,世俗之人称他为东瓯王。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请求把全国都迁徙到中原去,于是就率领全体民众到中原来,居住在江淮一带。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余部完全归入汉朝,民众迁徙到了江淮一带居住。
闽越王无诸,姓驺氏,生卒年不详,越王勾践后裔,西汉时期诸侯国闽越国国君。越国解体后,无诸移居闽地,占有福建及周边地区,自称闽越王。
秦末,无诸率闽中士卒举师北上,协同诸侯灭秦。楚汉分争天下,无诸出兵辅佐汉王刘邦打败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复立他为闽越王,封管闽中故地。无诸仿效中原,于现今福州的冶山之麓筑城建都号“冶城”。由于他创建冶城,开辟闽疆,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闽越族的第一个卓著人物。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不久,余善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首先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前线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余善,降于汉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
东瓯国是越王无疆次子蹄所建立的国家,又名东越国,无疆伐楚失败后,由于其生前未曾指定王位继承人,长子玉在福建地区建立闽越国,次子蹄(欧阳宰勋)在欧余山之南建立瓯越国,以欧阳为国姓。据历史记载,温州古称瓯越,东瓯王驺摇是越王勾践的十三世孙。公元前192年,汉廷封欧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称“东瓯王”,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被朝廷封王的首领。 汉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欧贞鸣战死,其子欧望不堪数番折腾,遂向汉朝请求纳地全国迁徙中国。汉武帝准许后,东瓯王欧望率领族属军队四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舒城地区),并被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从此被并入中央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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