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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在内心极度懊恼、生气、压抑、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说-些脏话,很多人认为说脏话是对某些痛苦和不期而至的事情所做的本能反应,说脏话有助于释放压力,发泄脾气,和孩子的啼哭差不多。人们需要有发泄强烈感情的出口,因此,说脏话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对许多人来说,第二语言的脏话更容易说出口。
对许多人来说,第二语言的脏话更容易说出口
据报道,当遇到让你不顺心,或者很愤怒的人和事时,是不是总会有一些不大文雅的词语脱口而出,而且通常都不是用母语?
大多数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境中被情绪控制的感觉,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用非母语的语言来发泄郁闷和愤怒呢?大多数外语学习者都知道,外语中一些禁忌的词汇通常都很容易学会,甚至用起来还很有娱乐效果。特别是如果有熟悉的亲友在场时,用母语表达不雅的意思就会有所顾忌,但是用外语就完全不会。
顺带提一句,对于为什么我们经常用外语来表达某种脱离熟悉情境的感觉,其实有一个科学解释。这种情绪上的脱离能让我们更容易说出相对令人不悦的话语,而近期研究显示,这也会影响我们对道德感的认知。
语言塑造大脑
用什么语言来处理道德难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
无论是讨论禁忌话题、脏话,还是聆听某些歌词和音乐,语言都会在特定的情境背景下增强情绪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母语和我们的情绪以某种方式交织在一起,通过反复的练习和体验,使表达禁忌的词语成为禁忌,使鼓舞人心的词语变得富有激情。
塑造大脑的除了遗传学,还有我们的经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通过语言体验了很多生活。经年累月沉浸在母语中,使我们能深入了解其在特定人群和特定背景中的使用方式。例如,我们知道什么时候适合描述糟糕的肠胃炎体验,什么时候不适合。我们知道在对老板不爽的时候应该把好口风,不能祸从口出。我们还会在试图吸引伴侣的时候,表现出很会欣赏诗歌的样子。
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经验会影响大脑中情绪调控相关区域中神经通路的发育,这些区域包括岛叶皮质和杏仁核。经验还有助于塑造我们的前额皮质,这个区域除了调节冲动控制和情绪之外,还是许多高级认知能力(如推理和决策)的基础。
这些过程的结合使情绪和决策密不可分。考虑到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的普遍作用,以及在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共同联系,可以说,它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行为。但是,如果是非母语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
不幸的是,我们往往是根据暗示、习惯和非常情绪化的反应来做出大部分决定。我们大脑中主要与情绪有关的区域在反应速度上要比与理性思维有关的区域更快。不过,总体而言,情绪总是与理性保持一致。对这两个概念的二分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之间密不可分。
让我们来思考以下问题:你愿意杀死一个陌生人来拯救其他许多人的生命吗?大多数人会说愿意,因为这是为了更大好处而做出的推理,但如果仔细思考的话,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无疑也会造成沉重的情绪反应。毕竟,杀人违反了我们的许多道德直觉。
然而,近期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干扰理性和情绪合作的因素。该研究发现,当道德问题——选择杀死一个陌生人以挽救许多人——以参与者的第二语言提出时,相比更熟练的参与者或母语人士,不够熟练的参与者更可能做出杀死陌生人的决定。有趣的是,这种外语效应在采取更加直接的杀人方式时更加显著,比如把陌生人推下天桥,而不是拉动开关分流迎面而来的火车。
诚然,我们的双语世界并非完全由诸如这些研究中的课堂学习者组成,双语体验也不是同质的。事实上,许多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确实与他们的第二(或更多)语言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尽管如此,很明显使用双语能够带来比餐桌礼仪更广泛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许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以非母语来做出决定。无论是拯救生命,还是为下一届政府官员投票,了解影响我们决定的诸多因素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加健全的判断。
许多使用外语的体验并不像使用母语时那么情绪化,因此研究作者将上述结果归因于说话者与第二语言之间的情绪反应减少。结果就是,决策过程是一个更加缓慢且更加审慎的成本效益判断。换句话说,用外语做出的决定并不像用母语做决定时那样容易产生情绪偏差。
尽管双语人士使用不雅词汇的程度不见得比其他人群更高,但下一次当你使用F开头的词语来发泄时,请记住,使用双语可能为我们提供了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建立有意义联系的途径,当然,有时候也可能终结这种联系。
现代社会讲究文明礼貌,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一些不雅的言行,不能说脏话,不能骂人打架,当然这是值得提倡的。语言本身就没有脏与不脏,只是自己的心里在作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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