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促进人类了解玛雅文明

伤我心太深

本文选自：《神秘日期背后的神话和真相：2012》



人们认为斯蒂芬斯和凯塞伍德引发了玛雅考古学的科学研究，但是这个过程时断时续。不管怎样，探险家正在努力而仔细地记录铭文并勘测现场。但是几十年来，这些谨慎的探险家们继续与亚特兰蒂斯搜寻者们为伍。有时候，他们本身就是亚特兰蒂斯搜寻者。
那时，专业调查者和独立探索者的区别并不像今天那么清晰，怀着亚特兰蒂斯幻想的作家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即使进入了20世纪，考古科学和人类科学的方法日趋完善，应用也相当谨慎，很多最重要的突破依然是独立又善于思考的非专业人士完成的。这为玛雅研究带来了突破性进展，实际上也成为玛雅研究的一大特征。
同时，现代解密时期受人尊敬的学者有时会让他们令人最不愉快的观点公开化，暗示出一种偏见，这可能会阻碍有关阐释和亚特兰蒂斯神话。例如，玛雅学者和语言学家理查德·隆（Richard Long）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书写标志着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美洲印第安人不能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因此还没有进入文明。隆把语法正确的书写是区分文明标志这样一种学术观点作为他种族主义的武器。迈克尔·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说隆的偏执根植于“潜在的思维定势……他不乐意认同棕色皮肤的玛雅人拥有和欧洲、中国或者近东一样复杂的文明”。
19世纪80年代，对玛雅遗址确实有一些更严肃的探索。亚克锡兰偏远的丛林城市中，英格兰摄影家、研究者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和法国冒险家戴世黑·夏赫内（Désiré Charnay）的相遇很好地代表了这一转折。莫斯莱和斯蒂芬斯一样相貌平平却令人尊敬。他工作时耐心而彻底。莫斯莱出生于1850年，在剑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喜欢上了旅行，并于1878年当上英国驻萨摩亚群岛顾问。他去了中美，监督墨西哥一个金矿的工作，然后监管了加州的一片果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读过斯蒂芬斯的书之后，莫斯莱意识到需要对所有主要遗址的象形文字进行完整的记录。因此他进行了七次旅行，分别去了基里瓜（Quirigua）、科潘、帕伦克、亚克锡兰、奇琴伊察还有其他不大知名的城市。
1882年3月，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在亚克锡兰扎营，不久前他遇到了拉坎东印第安人。当夏赫内的船靠近岸边时，莫斯莱可以看到他脸上的不悦。但是莫斯莱很优雅地缓和了紧张气氛，他说：“没关系，你没有理由这么沮丧。我跟你从同一个地方开始仅仅是巧合，就像事情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也只是一种巧合。你不用因我而担心，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只是喜欢旅行……你可以为城镇命名，告诉大家是你发现了它，尽管照你的意愿做好了。”
莫斯莱在危地马拉遇见了一名叫古斯塔夫尔·埃森（Gustav Eisen）的美国医生，后者对莫斯莱正在记录的符号和象形文字很感兴趣。有学识的人当然知道埃及象形文字和破译中东失落语言的努力。罗塞塔石碑成为时髦的词汇，其天才的破译者让弗兰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llion）颇为著名。现在被称为“玛雅”文明的东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失落的文化会有与之相似的地方吗？
莫斯莱拍了一些照片，为埃森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资料。埃森比其他研究者更有优势，因为他有莫斯莱的资料支持。在以后的几年中，两人友好地通信，并交换资料，这使得莫斯莱在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想要拜访埃森。但是到那个时候，埃森已经把破译工作让给了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毫无希望。命中注定的是，莫斯莱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流感推迟了他去东方的行程，因此他拜访了埃森。因为埃森不在市里，他就安排古德曼和莫斯莱见面。古德曼关于古代日历体系和符号的知识给莫斯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形文字之谜的各种信息开始各就各位。


古德曼，1838年出生于美国的东海岸，23岁时他就已经是内华达弗吉尼亚城《领土企业报》（Territorial Enterprise）的主编和发行商了。他撰写的一些文章和诗歌为他赢得了关注。他对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充满爱国精神的敬意广为流传。“山艾”（Sagebrush）这个文学体裁产生于他激进而有趣的报纸，该报纸预测了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乔治·斯特林（George Sterling）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定义的波西米亚风格，这是19世纪末圣弗朗西斯科的一种现象，五十年后“垮掉的一代”作家与此遥相呼应。古德曼在康斯托克矿区的投资中赚了一笔，1862年，他给一个叫做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后来叫做马克·吐温——的年轻人提供了第一份工作。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他买下了一个葡萄园，并搬到圣弗朗西斯科。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开始从事玛雅研究的时候，正过着舒适的生活。
1882年，和埃森见面纯属机缘巧合，这种巧合把古德曼引向了碑文研究最好的材料资源——埃森保存了莫斯莱高质量照片的拷贝。莫斯莱现场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几乎没花精力解释和破译他记录的符号资料。莫斯莱发现了古德曼破译玛雅手稿的开创性工作，于是邀请古德曼为自己正在为毕巴底博物馆准备的多卷本著作中增加一个附录。这对于古德曼这样的独立研究者来说是个恩惠，这样，专业学者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他的分析。他写就的附录名为《古玛雅碑文》（The Archaic Maya Inscriptions），被收录在1897年莫斯莱的《中美洲生物学》（Biologia Centrali-Americana）第5卷中。
我在研究玛雅金星历时，需要知道正确的换算方法。我研究了该主题的文献，衡量并检测了其所包含的问题，也读了古德曼的书。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跟我一样，也是一名独立研究者，致力于打破专业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所划定的范围。
我希望能亲眼见到古德曼为莫斯莱的作品所作的附录。它被珍藏在柯林斯堡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稀有书籍档案中。我致电该联盟预约。开车过去大概需要一小时，不多时，这本书就展现在我眼前了。古德曼的“附录”实际上是一本完整的书，涵盖文字、图表、图解、表格和解释，超过200页。我通读了此书，并作了笔记。他慷慨地把埃森当成神秘碑文研究过程中的伙伴，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坚定地认为那些文字是严格按照数字和历法表示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认为他们与神学和天文学几乎没有关系，他是这样写的：“玛雅历和其他现代科学创造一样，与神无关。”这狭隘的偏见可能阻止了古德曼看到关于符号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天文学。我们现在知道天文学值得关注。玛雅文字中也融入了神学、宗教、历史和数学计算。
长计历和这些方面的规则密切相关，它被雕刻于墓碑和陶瓷器皿上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大约从公元前36年到公元909年）。从数学上来讲，这是一个计算日期的体系，采用五个位置值：金（Kin）（1天），乌因纳尔 （Unial）（20天），盾（Tun）（360天）， 卡盾（Katun）（7 200天），伯克盾（Baktun）（144 000天）。一个长计历日期从左边的伯克盾开始。例如，“”这个日期表示从“基日”（zero date）开始（写作“”），9个伯克盾，16个卡盾，4个盾，1个乌因纳尔和1个金（天）已经过去了。


长计历中几乎每个数位值水平都采用了20基日体系（base-20 system）（到了20之后再从0开始）。但是要注意，乌因纳尔线（Uinal level）（右边开始第二个）包含了360天，因此到了18的时候再从0开始。类似地，13个伯克盾周期可以理解成，当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以后，又从头开始循环。
基日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成了相关性争论的主题［玛雅日历如何与我们的格里高利体系（Gregorian system）对应起来］。古德曼对于中美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知道了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精确计算13个伯克盾周期发生的时间（）。
古德曼在前言中承认了他是一名独立的学者，但是坚称他的成绩仅仅由于一个原因：他“从事符号研究多年”。他用谨慎而嘲讽的语气建议学者和科学家们如果“发现被不相干的非专业学者粗鲁地从凳子上推下去”，千万不要惊讶，这是因为：
50年以来他们的研究从不对外公布。可以研究的资料由他们保管着，外界一无所知，似乎那是僧侣的神秘事物。结果是什么呢？很多有学识却自大的学者互相仰慕，但是对于碑文却是一个字都没有破译出来……我们指望他们能解出这个重大谜团，但是毫无希望。
我很惊讶地读到听起来如此现代的学术批评。这么多年来，古德曼预见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可是学者们要么不断拒绝，要么随意打发，因为他们完全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理智地调查2012这个主题。
为了破译手稿，古德曼作出了一些坚实的贡献，很多年以后，他的贡献依然得到玛雅研究者的认可。他指出了长计历数位值（place value）的全图符号（full-figure glyphs），破译了“头部变体”（head variant）符号，并强调了13个伯克盾周期的重要性。在一份讣告中，著名的玛雅文化研究专家西尔韦纳斯·莫利（Sylvanus Morley）赞扬了他的突破性工作，并指出他的日历表仍将是学者们参考的重要资料。
显然，古德曼阅读过恩斯特·福斯特曼（Ernst ）出版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语书籍并从中受到启发，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福斯特曼是另一位伟大的独立开拓者，独自一人研究《德雷斯顿抄本》，破译了日食表、一本金星年鉴、260天周期历法如何在抄本中运作、20基日体系，以及长计历的4阿哈乌（Ahau)8卡姆库（Cumku）。
古德曼可能极小心地借用了福斯特曼的思想，或者他可能偶然得出同样的见解但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福斯特曼的崇拜者J· 埃里克·S·汤普森认为他在古德曼的文字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说明他读过福斯特曼。可能他确实读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古德曼是否已经理解了他所读的东西。
不管怎样，正如一项新规章刚实施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价值的见解常和错误的信仰一同出现。例如，古德曼在他的书中提到，长计历中很多来自帕伦克的日期处于12个伯克盾的后期，在前一个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之后。他因此确信帕伦克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帕伦克这些文字其实写于公元8世纪，从理论和日历上讲，它们属于回算，是对于现今创世时代开始之前众神出生的猜测。帕伦克的文本不同寻常，能帮助我们理解帕伦克玛雅王朝中最为杰出的国王巴加尔（Pakal）如何把自己融入创世之神（Creation Dieties）的故事中。


古德曼认为那些数字是不可亵渎的，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解释说，来自帕伦克的数字一定在当今时代开始之前成千上万年就被记录下来了。奇怪的是，他注意到基里瓜一个时代基日（era?base）的日期——著名的C号创世纪念碑（Creation Monument）上标着长计历——前一个13个伯克盾周期的终点——但是他似乎没有将相同的逻辑应用于基里瓜。古德曼在他的书中把这个时代基日记录为一个大周期的开端，13个伯克盾的一段时期。他知道这样一个周期有多少天，因为他得出了玛雅人在长计历中赋予的5个数位值的具体值。因此一个13个伯克盾大周期由1 872 000天组成，或者是5 年。
但是古德曼1897年出版的书中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换算。他表格中所有长计历时间段都是自由浮动的——没有人知道长计历的日期怎样换算成我们的公历。古德曼注意到很多日期出现在第9个伯克盾，但是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公元后？公元后5世纪？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考古学家还不能任意采用碳14测年法(碳14是碳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半衰期为5 730年，可以根据死亡物体体内残余碳14成分来推断它的存在年龄。由于碳元素在自然界的各个同位素的比例一直都很稳定，人们可以透过测定一种古物的碳14含量来估计它的大概年龄。这种方法称为碳14测年法。——编者注)，因此面对找出换算这个挑战，首先需要研究在征服时期收集的历史文献。
古德曼和其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者一样，从迭戈·迪·兰达的《历史》（Historia）中得到信息，书中记录了长计历中的卡盾时间。查尔斯·鲍迪奇在1901年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另一份尤卡坦文献，《除马那尔之书》（Books of Chumayel），由丹尼尔·布林顿（Daniel Brinton）翻译。鲍迪奇解决换算问题的努力结果并不明确，但是说明了从科潘最早的时候很可能对应公元34年——比现在普遍接受的时间早了几百年。
古德曼根据基里瓜记录的日期，认为重要的大周期（Great Cycle）时期由13个而不是20个伯克盾组成。这个论断使赛勒斯·托马斯（Cyrus Thomas）等学者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想保持长计历体系中优雅的对称，而这对称基于20基日原则。于是，他们认为20个而非13个伯克盾结束之后，伯克盾水平会回复为零。古德曼一定是在欺骗自己。最后，考古学证明古德曼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以20个伯克盾计时的创世文本（Creation Texts），但是有很多以13个伯克盾计时的日期。这表明了学者们有时候如何依靠表面的逻辑来拒绝事实的真相，并排斥非专业学者更知情的结论。
到了1905年，古德曼已经在《美洲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玛雅日期》（Maya Dates）的并没有引起关注的文章。他阐释的换算把目前13个伯克盾周期开端放在公元前3 114年8月，尽管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其实他的结论隐晦得奇怪，只有少数熟悉语言和换算争论问题的学者才能注意到。这很可能就是古德曼的贡献不为人知的原因。西尔韦纳斯·莫利1910年发表的论文轻易地占了上风，该文陈述的换算比古德曼早260年。玛雅考古学家赫伯特·斯平登（Herbert Spinden）成了莫利换算论的支持者，这更是火上浇油。当然，这个问题对于2012主题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日期的位置。2012年12月21日（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日期）是古德曼的研究成果。这个日期对于长计历和玛雅创世神话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大时代、一个章节或者一个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

其他一些换算方法也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尽管古德曼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参与到争论中去宣传他的观点。据我所知的记录，古德曼没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过。收藏了他众多论文的“毕巴底档案”中，一篇写于1908年但未出版，名为《年度、永久、顺序的日历分析》的手稿中可能提供了针对他换算理论的长计历表格。我们可能在那里发现史上第一次对13个伯克盾周期可能在2012年至日附近结束的有意识的赞同。古德曼在1917年去世时带着错误的观念：符号完全是可计算的——它们只是一种纯数学，与天文学或历史无关。他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换算问题上作出的贡献不久就会有拥护者。墨西哥人类学家胡安·马丁内斯·汉纳德兹（Juan Martínez Hernandez）在1926年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证实并扩展了古德曼的论点，这使得人们重新开始关注古德曼的著作。然后年轻人J·埃里克·S·汤普森加入了这项工作，到了1927年，对换算作了几天的微调，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知的原版古德曼—马丁内斯—汤普森换算（the original Goodman-Martínez-Thompson correlation）。
J·埃里克·S·汤普森，诺斯替派灵意师
J·埃里克·S·汤普森的故事对于理解玛雅符号破译的变迁以及有时候让玛雅研究蹒跚至今的极端偏见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极端的独立研究者，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从没教过书，没有学生，也没有在研究机构担任决策者一席。他十几岁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住在阿根廷家中的牧场时学习了西班牙语。回到英格兰，他去了牛津大学学习人类学，并于1925年毕业。
在学生时代，他对玛雅历符号产生了兴趣，自己学会了如何在那个奇怪的体系中计算日期。后来在他写信给卡纳吉考古学家西尔韦纳斯·莫利，请求他雇用自己研究奇琴伊察的遗迹时，这成了主要资本。于是莫利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汤普森因为考古中要不断筛尘土而焦躁不安，不久他就在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找了份差事。在那里（那时他还只有二十多岁），他开始发表换算和象形文字方面有见解的论文。
很多年来，汤普森一直是一个浪漫想法的坚定支持者：古玛雅人是神秘的梦想者，凝视着繁星，他们的文字记录了智者崇高的哲学，那些智者完全不为世俗所扰。后来，一些新兴的独立研究者显示那些碑文其实记录了世俗的政治事件和地方历史，汤普森的玛雅观有了些许改变。但是在他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固执地坚持玛雅文字的功能比一般文字更崇高。汤普森从哪里得出这个让他坚信不疑而且像情感信念一样为之辩护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间，汤普森在卡纳吉进行现场工作时结交了一个玛雅朋友，名叫哈辛托·卡内尔。几十年来，两人一直是密友。对汤普森来说，卡内尔成了玛雅文明辉煌的化身——勤奋、聪明、虔诚、待友忠诚。迈克尔·科在1949年见到了哈辛托，谈到后者，他说，尽管卡内尔在他的《玛雅文明兴衰》（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中用很长的篇幅向他这位朋友表示了敬意，但他省略了一些确实“奇怪”的品质。根据科的描述，卡内尔的脾气酷似酒神迪奥尼申（Dionysian），充满了神秘的思想和精神上的见解。在卡内尔看来，他一定象征了古玛雅人性格的本质：非常聪明（褒义的聪明），而且天赋极高，远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分析和演绎水平之上。奇怪的是，卡内尔并没有描绘这幅更完整的图景，可能是因为他最深处的信仰，虽不科学但信息完备。卡内尔对汤普森就像150岁的萨满（shaman）对勒·普朗根；唐望（Don Juan）对卡斯特内达（Casteneda）。



20世纪30年代，随着汤普森成为学术界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关于玛雅文字破译应从语音着手还是象形文字着手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汤普森强烈反对从语音着手。他坚持更为广泛地解读玛雅文字符号，反对只从口头方面解读它们（语音方式的目标）。在他的文章中，他的观点有时候是一种信仰，认为玛雅文字含义不清，或者复杂得似乎没有希望把它们翻译成口头语言。有时候，他似乎认为碑文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含义。他喜欢把文字称为“隐喻符号”——通过比喻代表其他意思的象征，而不喜欢称之为语音成分，或者是表意文字。
在他1950年关于玛雅象形文字的著作中，我们听到一些惊人的神秘观点：
没有全面理解文本，我们就不能判断狗的出现意味着它把火种带给人类世界还是履行它把死去的人带到阴间的职责。碑文中包含着许多这样神秘的含义，这毫无疑问，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能猜测玛雅作者脑子里所想到的联系。(着重强调。)
他又进一步毫不含糊地说明“符号是灵意的”，当你考虑“灵意”（anagogical）这个词的含义时，就会感觉不可思议。字典上仅仅把灵意定义为“不是字义的、寓意的、道德的”，能唤起“精神上的、神秘的”感觉。亨利·科宾（Henry Corbin）等哲学家使用这个词语时，灵意的象征是指“提升境界”——它提升境界，让人进入完整地领会的层面，穿越了字面阐释的范围。简单地说，它指向更高、更超验的现实。这个象征或者符号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入口，通过它，“读者”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研究不同方面的参考资料，理解相互关联的含义。
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因为理解本书中一个主要观点非常重要——玛雅思想中更高的、普遍的、隐藏的含义。约瑟夫·坎贝尔就神话的本质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反驳了当今默认的观点，那就是“神话是一个谎言”。坎贝尔写道：“神话是一个秘密的开场，通过这个开场，宇宙无穷的能量涌进人类文化现象中。”神话以及它所包含的各种象征不仅仅是道德教义的路标，还蕴涵着共同的、普遍的主题。于是，象形文字表达的最接近的象征（比字母文稿接近多了）就是一个入口，把开放的思想引入一个更高、更完整的空间。宗教艺术和图解原本就应该是灵意的，以上述的方式引导观察者、创始者进入该象征无法言说的神秘之根源。
在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长青哲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哲学家、思想家与科学家所抱持的世界观，被形容为长青的、普遍的。是每个文化共通的“深层结构”（即意象、符号、概念和准则），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意象和符号，但这些“深层结构”本身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编者注)。现在，可以说象征是长青哲学的语言，比符号更应该得到正确的阐释。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符号的意义和它们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屈服符号的含义就是屈服。另一方面，象征包含了一些表面现象之外的含义。
汤普森对符号的研究似乎隐含着深刻的多维（或者就像他说的，灵性的）方式，因为需要公正地阐释它，即忠实于象形文字所要求的。汤普森坚持符号应该被看做是灵意的比喻符号，很明显，很大程度上人们误解了他。为什么？仅仅是因为科学和学者不能容忍“更高明”的视角，也不能容忍包含“灵知”的本土文字（即使它确实包含“灵知”）。而且，如果科学家想要否定超验性，理由是这很主观，不像客观秩序那么真实，人们就会好奇这种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玛雅玄学和灵性。如果先验玄学是玛雅宇宙观的重要部分，对这种思想带着偏见的学者怎么能是这种世界观可靠的阐释者呢？


尽管汤普森对更广泛的理念很敏感，但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反对破坏进步。如果语音元素被大家接受的话，势必会阻碍进步。碑文如果确实有多种含义，就应该包含一系列组成部分，包括语音元素、字谜符号、天文学以及世俗事件的参考。尽管汤普森反对语音学，但他对符号的“灵意”研究方法更细微的差别已经失落了，我们只记得他把古玛雅人浪漫地看做仰望星空的哲学家。汤普森关于幻想的星空仰望者的神话最后遭到强烈的批判，不过我觉得这种做法良莠不分。汤普森很显然是一个隐蔽的诺斯替派（Gnostic）教徒，虽然他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词语。他认为碑文是直接获得更高明视角的工具。他不仅是固执的老师，还是秘密的灵知者，相信玛雅文字的灵意本质，就像虔诚的基督教徒可以凝视受难的基督像，然后被引向永恒之爱的神秘整体。可能这是理解汤普森内在矛盾的最好方法，因为在每个老师之后都站着一个灵知者，告诉他他错了。
我对汤普森和玛雅人宇宙观的理解与碑文研究家们（那些破译碑文的人）的观点非常相似。例如，斯蒂芬·霍斯顿（Stephen Houston）写到了建造环境和玛雅人的信仰，认为两者相互定义，相互巩固，就像鸡和蛋一样。他问道：“宇宙像房屋还是房屋像宇宙？”（这个极端问题可以这样表述：“是微观世界反映宏观世界还是宏观世界反映微观世界？”这适用于任何悖论。）他回答：“互喻的概念使我们通过找出语义范围之间无解的、戏谑的联系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两个范围互为原因。霍斯顿在这里说的，掩盖在抽象的术语之下的，是玛雅人信仰终极不二的哲学。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对立面超验性这一神秘思想的影响。这既是诺斯替派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当然，如果我直率地说出来，在学者们听来可能很刺耳；最好把它隐藏在复杂的语法结构中，就像汤普森一样，但别学勒·普朗根，不然人们就会批判你是玛雅神秘主义者。
即使在今天，讨论古玛雅人超凡的成就很可能会当作汤普森不切实际的仰望星空者的老调重谈而遭到嘲笑。几十年来，这个趋势一直存在于学术界。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把古玛雅人看做是高尚的哲学家，推进人类知识的方式可以和希腊、埃及以及印度哲学家相匹敌。另一方面，学者摒弃这样的观点（即使它们是正确的），转而关注战争、牺牲、资源管理、实力强大的军队，以及孕育文明的所有实实在在的基本要素。
关于学者们如何强调古文化的某些方面有个问题。把古玛雅文化和现代文化对应起来会强调我们自身文化一些可辨别的性质——一种叫做物化的反射。这种本土中心的倾向性经常无意识地漂浮在调查领域；找出古玛雅文化中我们可以对应上的一些方面的冲动似乎很自然。因此学者们不再试图转换他们的意识以发现古文化中独特的东西，而是满足于通过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假设这样一成不变的筛子来解释玛雅文化。
于是，大众认为古玛雅人是野蛮、嗜血的好战者。这可以通过玛雅历史中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但是不应该一般化，把整个玛雅文明都归结于此。同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毫无理由地发动战争，牺牲了成百上千万人民，这也是部分事实。但那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任何高度文明都是所有活动、成就和动机的组合。那些把古玛雅看做好战者的人说不定是在进行心理阴影投射，否定自身的愚昧和野蛮，把它们投射在现成的“他者”身上。同样的投射也发生在2012这个主题上，2012已经变成了天启，而相信周期时间哲学的玛雅人从来也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待周期终点。很多人把天启的观念投射到2012上，但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关系。


汤普森愿意推进并维护这个观念：符号不仅仅是声音、音素或者是容易破解的符号。他倾向于比喻符号的观念，像古德曼一样，认为象形文字不包含历史。他所描绘的古玛雅人是一个理想化的仰望星空者，像古希腊人一样在一个高耸的瞭望台上思考哲学。这些景象最终被颠覆了，但是在他早期生涯中，他在古德曼和马丁内斯的帮助下，凭借解密换算问题成名。换算首先以原版古德曼—马丁内斯—汤普森（GMT）换算为人所知。到了1927年，事情变得明朗了，长计历中虚构的基日可能位于公元前3114年8月中旬。
有了这个日期供专家们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很快就能利用古德曼在1897年发表的自由浮动表格计算出长计历时间段。由莫利发现、古德曼评论的基里瓜纪念碑上记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长计历时间段是13个伯克盾“创世”周期。于是我们在汤普森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一个计算不同卡盾和伯克盾终结的表格，其中采用了前所未有而且很少修改的古德曼换算。遗憾的是，该表以结尾，换算为1934年2月15日（原版GMT）。但是，精明的读者可以轻易地分离19~21页表格中提供的伯克盾并推测13个伯克盾大周期结束日期。
基于简单的预测，顺序中下面一个日期，可能在公元2012年12月23日或那天附近。根据汤普森主张的原版GMT换算，确实在公元2012年12月23日这一天（后来更正为公元2012年12月21日）。很难想象这个假设从没有完成，我们不知道汤普森或其他学者如何猜测13个伯克盾周期在至点附近结束可能意味着什么。我没发现这方面的任何随笔或论文。我认为原因是两面的。首先，原版GMT换算仍需微调两天。直到1950年才作出调整，直到那时，周期结束日才和12月21日这一天吻合。如果不调整，学者们可能计算出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日期，但是看到这个日期是12月23日，可能会认为它不相关。另外，直到1930年，然后是1934年，汤普森才对换算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论证。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可能大家的心思都在别处。
我认为，第二个是真正的原因，它涉及学者们怎样看待玛雅历的观念性偏见。西方科学和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指被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接受的观念，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法规及道德规范的基础。——编者注)世界观传统的观念可能都支持这种偏见。科学说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所有的事件都是之前各种原因作用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模式反对未来状态可能决定被带向未来状态的事件这一观点。这被称为目的论，是科学因果关系论的对头。目的论在哲学语言中更受欢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是这个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泰伦斯·麦肯纳采纳了这一观点。
犹太基督教的时间哲学是线性的；创世发生在很久之前。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内在不同的时间观念，这在中美洲历法和宇宙观中很明显：周期时间哲学认为过去和未来的创世事件在周期终点中以相似的方式统一。认为古玛雅历法创造者预测了未来，以未来事件为目标，这个论点有两个论据：第一，玛雅思想认为，重要事件（如出生）发生在一个时间过程的结尾——以此为例，260天周期循环的最后时刻，胚胎形成了。第二，长计历中采用终点命名法，某个时间段以它最后一天命名。例如，我们现在正处于4阿哈乌卡盾，因为最后一天在4阿哈乌这个位置上。
这些考虑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需要关注其他挑战。例如，墨西哥和中美的民族志研究正在兴起。奥利弗·拉·法奇（Oliver La Farge）、J.林肯（J. Lincoln）、茉荻·奥克斯（Maud Oakes）等人类学家正在偏远的玛雅村庄中，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记录幸存的日历仪式上，人们认为这些仪式早已被遗忘了。当然，破译一直神秘莫测的玛雅象形文字手稿成了重中之重。但是汤普森拒绝研究这个能让一切难题迎刃而解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天才的独立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破译了碑文中的语音元素，汤普森出击了。他巧妙地抓住了论证中不可靠的细节，却绕过了新视角的重要性。沃夫44岁就去世了，之后汤普森对他的研究成果大加鞭笞。这在汤普森和沃夫的历史上都是艰难而启迪人的一章。事后看来，汤普森对于沃夫所犯错误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但是，沃夫的整体直觉是正确的——铭文确实包含着语音元素。两位先驱人物即将出现，他们出生于俄罗斯，很遗憾的是，汤普森跟这个国家有过节。就像很多人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普森对共产主义心生敌意，在他一生中对俄罗斯都没有好感。
俄罗斯艺术家塔提亚娜·普罗斯古利亚可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作为艺术家在彼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的玛雅遗址工作时，很自然地被玛雅文字吸引了。在不断复制那些铭文的过程中，她熟悉了重复的文字。不久她就指出了她认为的历史事件和统治者名字的铭文。从汤普森非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而且几乎是在临终时才承认她是正确的。
第二位著名的俄罗斯人尤里·科诺罗索夫（Yuri Knorosov）也经历了非专业学者推进新观点时的遭遇。他的见解震惊了权威人士，因为他的观点并不是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得出的；不是这样的，数据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只是等着这个人到来，重新组合材料，使正确的解释变得清晰。20世纪60年代科诺罗索夫在象形文字破译上所取得的突破正是这种情况。有一把钥匙早已存在很多年，但是从来都没人注意到。这把钥匙就是几十年前本杰明·沃夫所提出的，碑文既是语音的，又是标志的（表示一个口头词）。汤普森抵制科诺罗索夫的工作，好像这预示着共产主义入侵一样。1975年，汤普森去世。他去世之后，铭文破译才取得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