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是怎么起源的?

大头226

为什么只有人类有文明？
作者：一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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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易、乐、食同源”看人类文明起源
一
关于中医的起源，有两个传统记载。一个是“医食同源”，一个是“医易同源”。
“医食同源”是说，医学是和做饭同时起源的。为什么说“医食同源”，原因在于，做饭和熬制汤药所使用的工具是同一个，就是锅。最早的锅是陶器锅，陶锅。锅出现了以后，人们便开始用它去做饭，去熬制汤药，这两者是同步发生的。
目前的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最早的陶器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来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这也是世界最早的。东北亚的日本和俄罗斯，发现了距今16000年左右的陶器，最早的在16800年前。然后才是西亚地区，这里最早的陶器仅仅距今8500年左右。北京大学考古教授吴小红的研究证实，陶器最先产生在中国南方，俄罗斯、日本的陶器更可能是从中国南方流传过去的。
西亚一贯被欧美人称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但是这里的陶器却比中国晚了惊人的一万多年。这意味着，在没有陶器的这一万多年里，西亚人是没有锅的，他们将不可能象中国人一样，享用蒸煮、爆炒的食品，以及熬制草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卫生程度必然要大大低于同时代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8500年前陶器在西亚出现以后，快速成熟，几乎和中国同步进入发达的彩陶时代，而且两者的彩陶纹饰存在高度的相似。这些事实都似乎说明，西亚的陶器象日本、俄罗斯一样，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意味着，西亚这个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可能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
所以，单纯地从陶器的出现时间看，中国的医药业可能开始于20000年前，而在西亚，8500年前是不可能有医药业的。
另外补充一个有趣的事实，由于陶锅在西方出现很晚，导致他们加工食品的风格，主要是不用锅的烧烤，而中国则是用锅的蒸煮和爆炒，现在依然如此。同样是小麦，西方人主要是用来烤面包，而中国则是用来蒸馒头和煮面条、水饺。
毛主席好像说过，中国菜和中医是中国给世界的两大贡献，这个话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做饭炒菜和医学是中国给世界的两大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领先于世界发明和使用了锅。锅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比“四大发明”重要的多的大发明。
二
“医易同源”是说，医学是和《易经》同时产生的，而且理论基础也是一样的。那么《易经》是什么时间产生的？
《周易》的系辞说，“伏羲画卦”。伏羲在神农之前，神农是农业时代，伏羲就是农业时代之前的渔猎采集时代。也就是说，《易经》产生在农业尚未出现的渔猎采集时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农业的出现至少在10000年以前。这意味着，10000前是《易经》和中医出现的一个时间下限。
康有为之后，中国兴起了“疑经”热，“疑史”热，而且愈演愈烈。对自己的经典不相信，对自己的历史记载不相信。不仅不相信，甚至侮辱和谩骂，至今如此。这种风气之下，对《易经》的“伏羲画卦”说也当然不以为然，认为是瞎编，“落后”的渔猎采集时代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先进”的东西。然而中外考古证据越来越显示，中国的经典和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学界已证实，更早的《易经》卦象，不是由一长横两短横的阴阳符号所组成的，而是纯粹的数字，即所谓的“数字卦”。“数字卦”的破译，是已故的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的。张政烺不仅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量数字卦，甚至发现了5500年前的数字卦，刻画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鹿角上。这意味着《易经》在5500年前就已经成型了。
三
关于《易经》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来自河南舞阳贾湖，这个遗址的时间已经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这里出土的三样东西和《易经》有关，分别是：内装黑白石子的龟甲、骨笛和陪葬的陶壶。
关于装有黑白石子的龟甲的用途，目前的看法很多，但是最有影响，也最可信的观点是，认为是用来占卜的，是数学占卜的工具，即“算卦”的工具。从技术上来说，《易经》就是数学占卜术。占卜术在人类历史中非常古老，流派也很多，但是以数字的运算和变化为占卜对象的仅《易经》一家。同时，这也让作为占卜术的《易经》，和任何其他占卜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易经》是数理的，是无神的，而其他任何的占卜术都是巫术的，有神的。所以，尽管没有直接发现《易经》本身，但是成熟的数学占卜工具的出现，意味着在9000年前《易经》已经成熟了。
而骨笛则可提供旁证。
骨笛是用来演奏音乐的，而关于音乐的起源，中国有个传统说法是“乐易同源”。音乐和《易经》是同时起源的，而且理论基础相同。《易经》的理论基础是，认为数字的变化代表阴阳的变化，而阴阳的变化代表天道的运行。音乐的理论基础是，音高的变化就是数字的变化，数字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变化就是天道的运行。在中国古人眼里，音乐不是用来悦耳的，而是用来与天道和谐的，音乐就是天道。只有知道这些，才能真正理解儒家为何对音乐如此重视：向来是“礼乐”并称，而且，《乐》经被认为是六经之一。
同时，“律”字在中国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律”、“数”、“道”，这三个字是同意词，都是指天道。而“律”字的本初意义就是指“音律”，就是音乐的数理规律。另外，“履”、“礼”、“律”三个字在古代是同音的，很可能，“履”、“礼”就是衍生自“律”。司马迁的《史记》有律书、历书，《汉书》有律历志，都对律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而且都认为历是源于律的，坚持以律定历。关于律历的关系，以及日历的起源，以后将专文详述。
贾湖出土的骨笛，尽管已经埋在地下9000年，但是现在依然可以用来吹奏，甚至演绎现代流行曲目，其技术的成熟度是令人震惊的。能批量地制造这些乐器，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音乐的数理基础。既然“乐易同源”，那么这也反过来证明，当时的《易经》也像音乐一样成熟了。
四
贾湖遗址的很多墓葬都陪葬陶壶，一人一壶。这说明陶壶对当时的贾湖人有着重要意义。陶壶就是葫芦形的陶器，而陶器和易经、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伏羲又称庖牺，庖牺就是做饭，做饭要用锅，早期的锅就是陶器。传统上，伏羲是和燧人、神农这些一个序列的，但是燧人、神农的意义一眼便知，燧人是发明火的人，神农是发明农业的人，但是伏羲的含义却是模糊的。从燧人、神农的范例来看，伏羲也应该是指一种对人类而言的重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庖牺比伏羲就明确地多，伏羲事实上可能就是指用锅做饭的人。
注意，伏羲在神农之前，意味着中国人是先学会的做饭、烹饪，后学会的耕田种地。这和考古证据也是一致的，陶器和定居生活的出现都远在农业出现之前。
关于伏羲出生地的记载，目前还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两说，一个是山东说，一个是甘肃说。但是关于伏羲工作地的记载，则是没有争议的，就是“都于陈”。在伏羲时代是不可能有都的，伏羲即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是王。这一记载的真实含义是，伏羲是一个群体，他们会使用陶器做饭，他们是经常迁移的，但是最后在“陈”定居，并创造了繁荣的文化，实现文明的突破。陈是哪里，是现在的河南周口淮阳，地处豫东平原。
这意味着，周口，或者用一个更大更有典型意义的地理范畴，豫东平原，是《易经》的诞生地，当然也是中国文明的诞生地，因为《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同时，综合来看，伏羲这个用锅做饭的群体只可能来自豫东平原的东方，而不可能来自西方。这意味着，伏羲出生在山东菏泽一带的记载更可信。
尽管，豫东平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但是，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却不是陶器的起源地，这里的陶器是从南方传来的。伏羲人就是把陶器带到这里的人。
同时，考古证据也显示，陶器的传播速度沿海快，而内陆慢。陶器在16800年前在东北亚的日本和俄罗斯出现，就是沿海岸线传播的结果。现在俄罗斯、日本、中国是三个在边界戒备森严的独立国家，而在10000多年前，是一个连续地区，畅通无阻。
所以，陶器从南方向豫东平原传播路线的一个合理推测是，先沿海岸线传播到山东东部，然后从山东东部再向西部内陆渗透。这样就和伏羲是从山东前往河南的历史记载相合。
那么陶器是什么时间到达周口的？目前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这附近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就是舞阳贾湖的，大概9000年前。但是这是非常成熟的陶器，9000年前只能是时间的下限。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来自这里的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日本和俄罗斯。既然陶器是从南向北传播的，那么陶器到达更北边的日俄的时间，一定不会比达到豫东平原早。所以，将陶器达到日俄的时间，定为到达豫东平原的时间下限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陶器到达豫东平原，即伏羲人到达豫东平原的时间不会晚于16800年前。
所以，将《易经》和中医的起源时间定在16800年前。
五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这里简单说一下，以后再专文详谈。
尽管陶器最先在中国的南方产生，但是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突破却并没有在这里出现。同样，陶器很早就传到了东北亚的日俄，但是，文化繁荣和文明突破也没有出现。这说明，陶器只是产生文明突破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西亚的黎凡特地区，尽管没有陶器，但是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明的突破，这就是可以追溯到14000多年的纳吐夫文化。但是，尽管也很古老，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纳吐夫文化受到了伏羲文化的影响，受到《易经》的影响。也就是说，西亚出现的文明突破不是原生的，而是外传的。从全球来看，只有伏羲文化原生性地出现了文明的突破。伏羲文化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也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的源头。《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对中国文化成立，对全球文化也成立。
种种资料显示，导致文明突破最重要的条件是定居生活的出现。而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拥有规模面积的野生谷物分布，因为唯有拥有大面积的野生谷物，才能采集到足够的谷物，存储起来，使得全年的食品供给具备稳定的保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戏下，只有谷物才是可长期储藏的食品。从全球来看，最重要的野生谷物就是西亚的小麦和中国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
中国的南方尽管有野生大米，考古证据也显示，在农业出现的很早以前，南方的中国人就用陶器来蒸煮大米了。但是，这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定居生活出现。最早的中国南方的考古遗址都是出现在山洞里，而非自己修建的房屋里。
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定居生活就是出现在豫东平原，最早的定居者就是伏羲人，进而医学、《易经》、音乐等人类文明的最核心元素也随之产生。同时，这也是定居生活和文明元素在全球首都产生。
定居生活之所以最先出现在豫东平原，而不是中国南方，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这里拥有大面积的野生小米。二是，从南方传来了陶器，以及加工谷物的方法。三是，这里没有天然的山洞之类的住所，即便是临时住一段日子，也必须人工修建，这增加了迁移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方有野生大米，由于大米是生活在水里，在人工种植以前，它的分布密度一定很稀疏。而野生小米是生活在陆地上，它的分布密度可以比大米大很多。这意味着要大量采集野生大米，其成本可能要比采集野生小米要高很多，甚至不可能。在农业出现之前，野生小米可能就成为伏羲人的稳定的主要食物来源。而大米唯有在农业成熟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意味着，中国南方的定居生活可能要出现在农业出现之后。而中国的北方，凭借着采集野生小米，就可以过上安稳的定居生活了，而这最先发生在豫东平原。
六
以上是对中医，或者说医学的起源时间的讨论。下面说说，中医出现后，在世界的传播。
尽管医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早，在16800年前。但是在中国之外，出现的时间却很晚很晚。中国之外，最早的医学理论出现在古希腊和古印度。大概在公元前5、6世纪左右，医学突然在这两地同时出现，比中国整整晚了13000多年。
但是，无论印度还是希腊，其医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和中医高度一致的，都认为，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整个宇宙，都是阴阳两种元素构成。这两种元素相克相生，在矛盾冲突中，保持平衡和谐。所谓的健康就是阴阳平衡和谐的状态，病态就是偏离常态，阴阳偏离了平衡与和谐。
中国讲“医易同源”，令人吃惊的是，在医学突然在印度和希腊出现的同时，《易经》元素也在两地同时出现了。不仅如此，中国讲“乐易同源”，音乐元素居然也伴随着医学、《易经》的突然出现也出现了。
《易经》是一种数学占卜，认为数学运算、数字的变化代表着天道的变化，或者说数学运算和数字变化就是天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易经》就是一种数字崇拜，给数学、数字赋予了神圣意义。在公元前5、6世纪，这种数学、数字崇拜也在希腊和印度出现了。
在希腊，数学崇拜的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现代的欧美人认为，毕达哥拉斯是现代数学的创始人。然而，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现代数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是“有神数学”，而现代数学则是无神数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纯数学”。毕达哥拉斯开创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教派，不妨就叫它“数学神教”。毕达哥拉斯不是一个“数学家”，而是“数学神教”教主。与一般的神教不同，“数学神教”认为，神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数学、数字。数学不仅是世界的本质，而是是世界的创造者，一切都源于数。这是不是很难理解，不仅你觉得难理解，就连现代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大师都觉得怪异。罗素是现代哲学家中的“大师”，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直接表达了对毕达哥拉斯“数学神教”的困惑。
七
事实上，在整部人类文明史中，存在四个类型的数学。第一个是与《易经》伴生的数学，是“有道数学”。第二个是古两河、古埃及的“有物数学”。第三个是毕达哥拉斯的“有神数学”。第四个是现代的“纯数学”。
“有道数学”和《易经》同时出现，认为数和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认为数学运算可以模拟天道运行，而且认为数道不分，数就是道。在16800年前产生后，“有道数学”就一直在中国存在，直至今天。当然，在现代“纯数学”的冲击下，传统的“有道数学”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迷信”。
“有物数学”6000年前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在这种数学体系中，数字符号本身，不仅包括数的信息，而且还包括所计算对象的特征信息。数字本身是和具体的事物连在一起的，不存在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的数。同时，对不同类别的事物，其计算体系也是不同的。
“有神数学”从2500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开始，然后被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继承，最后融入了基督教。大名鼎鼎的伽利略、牛顿都是“有神数学”的信徒。对“有神数学”信徒而言，研究数学就是探究神意，就是与神为一。
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后，欧美人开始不信上帝了，抛弃了上帝。数学中的神也随之被抽调了，只剩下“纯数学”了。
现代的主流观点认为，“纯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时，把“纯数学”的源头放在毕达哥拉斯头上，认为希腊的数学和现代数学一样，都是“纯数学”，是独立的数学，而基督教的数学则是倒退的，落后的，迷信的，因为这时数学成了神的仆人。同时，现代观点还认为，古两河埃及的数学缺乏理论抽象，是一种低级的经验数学，而《易经》的有道数学则完全是一种原始迷信，原始巫术。
这些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史无知的基础之上，当然也包括对数学本身历史的无知。这些无知不仅导致现代人无法正确区分和辨别，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数学体系，更重要的是，还导致一个扭曲的成见，认为超越世界、脱离世界的“纯数学”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还可以用这个超绝、独存的“纯数学”去度量、衡量整个世界，世界的存在、宇宙的运行应该服从于这个“纯数学”。
事实上，现在的“纯数学”，相对毕达哥拉斯以来的“有神数学”，尤其是基督教时代，并非真的破除了迷信，而是以一种新的迷信，替代老的迷信。老的迷信是对神的迷信，上帝的迷信。新的迷信是对“纯数学”的迷信。象神和上帝一样，“纯数学”本身也是一个人造之物，是一个虚构。用清朝名儒戴震的说法，任何被尊奉为绝对真理的东西，实际上都不过是个人的主观意见，任何主观意见，一旦被尊奉为绝对真理，都一定会产生专制，都一定会“杀人”。事实上，“纯数学”这尊新神，正在肆意地屠宰着大自然和人类的自由心灵。
关于这四类数学的详细讨论将专文进行。这里只是关注毕达哥拉斯所“开创”的“有神数学”的历史渊源问题。
在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存在两个数学传统，一个是已有1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有道数学”，一个是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两河-埃及的“有物数学”。相较之下，毕达哥拉斯的“有神数学”，与“有物数学”距离较远，而与“有道数学”则高度相似。
“有道数学”和“有神数学”都是一种数学、数字崇拜，都认为数学、数字和一种抽象的神圣东西相连。差别只是在于，“有道数学”认为，与数学相连的抽象神圣之物是天道，而“有神数学”则认为是神。更可能的情况是，毕达哥拉斯做的事，不是“发明”、“创立”了“有神数学”，而引入了“有道数学”，结合当时的希腊实际，做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处理。事实上，毕达哥拉斯的神，已经和当时希腊的传统神有本质区别了，是一种“理性化”的神，把传统的神的人格因素淡化，甚至消除了，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的神就更接近中国的天道了。
八
另一个佐证是，非常巧合的是，中国文化中“乐易同源”的故事也在毕达哥拉斯身上发生了。用现代欧美人的说法，毕达哥拉斯不仅创立了数学，而且创立的音乐学，发现了音乐的数理基础。
要制造一件乐器，必须首先知道，音高之间的数学比例关系。譬如制作笛子，一个音孔所发出的声音的高度，取决于距离吹气孔的远近。要想使一个笛子能够发出预想的音高系列，并以此演奏乐曲，必须首先确定各个音孔之间的相对距离，然后根据这个比例关系确定每个音孔的具体位置，最后再钻孔。
在这一点上，毕达哥拉斯和中国再次出现惊人的巧合，毕达哥拉斯和中国的《管子》一书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理论，叫做“三分损益法”。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欧美人立马说，《管子》在抄袭毕达哥拉斯，理由是《管子》成书时间晚于毕达哥拉斯。然而，尽管“三分损益法”这一制造乐器的理论在中国的书面记载的确较晚，但是中国所制造的乐器本身却发达地多，也古老地多。不仅出土了复杂精美的周代编钟，而且批量出土了9000年前的技术非常成熟的笛子。这些乐器成熟度和精美度远远领先于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当然包括希腊。没有成熟的理论基础，这些乐器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从实践的角度上看，“三分损益法”只可能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且其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毕达哥拉斯早的多，也许9000年前就有了。
在印度，数学崇拜为一个哲学学派所代表，这个学派的名字就叫“数论派”。至于，这个学派为何叫“数论”，目前印度人，当然包括那些专业的哲学家们，已经无法给出可信的解释了。但是，这个理论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数字，却和《易经》中的神圣数字高度重合。数论派的关键要素是，“二元”、“三德”、“二十五谛”。这里不解释这个理论本身，只关注“二”、“三”、“二十五”三个数。
之所以称《易经》为“数字崇拜”，一个重要原因是，《易经》给一些数字赋予了神圣含义。最典型是1、2、3、5、8、10、25、50等。其中最重要的是3和5两个数字。中国传统上有“三皇五帝”这个说法，仔细检索文献会发现，“三皇五帝”究竟是指谁，说法很多，非常混乱。这情况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三皇五帝的具体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本身。换句话说，“三皇五帝”这一说法的出现，并非依据历史事实，而是依据《易经》的数理逻辑推导出来的。并非仔细考察历史之后，确实发现了三个皇，五个帝，而是先确定三和五这两个数字，然后再去找皇和帝，去填空。
1是数之基础，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数，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数，代表阳；2既代表阴阳二分，同时也是最小的偶数，代表阴；1是阴，2是阳，1+2=3，所以，3代表阴阳的整体，而世界就是阴阳的变化，所以，3代表整个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2*2*2=8，所以8卦可以用来模拟世界的变化。本来世界就两种变化，或阴、或阳，但是数字8出现后，衍生出了8种变化，8*8=64，则代表衍生后的所有变化，可囊括一切变化。
一个阴，一个阳，1+1=2，从数量上看，阴阳的总数量是2。同时，从内容上说，阴阳的总量是1+2=3。数量的数值2加上内容上数值3以后，2+3=5，那么5就是有关阴阳的全部数字之和，是一个全数，代表这个完满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阴阳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阴阳，每一个数也都可分阴阳，5分阴阳以后，5*2=10，所以10就是一个包含了变化的全数，也是一个彻底的全数，代表着一个变化的完满世界。所以，数只能数到10，这就是10进制的真正起源。全球的十进制起源于中国，而中国的十进制是《易经》的数理推导结果，而非什么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
5是世界的静态全数，代表静态的完美世界。5字出现后，衍生出5种变化，5*5=25，代表衍生变化后的整个世界的静态全数。而每个数字都可发生阴阳的变化，所以25*2=50，这就是所谓的“大衍之数”，代表一个衍生后的变化着的完满宇宙。所以，可以用这个数字为基础来模拟宇宙的运行，所以，《易经》算卦所用的蓍草总数就是50根。
只有掌握《易经》自身的数理逻辑，才能理解《易经》，或者中国传统为何会比较重视，或者崇拜某些特定的数字。这样的数字崇拜同样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存在，在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也存在。譬如，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就出现了2、3、25，这三个重要数字。象中国的“3皇5帝”一样，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的这些数字，是《易经》数理逻辑的推导结果，这些数字比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内容更重要。同时，这些数字也是先于其所指代的内容而出现的。
公元前5、6世纪突然出现的古希腊、古印度医学，其理论基础与中医高度一致。同时，与中医高度相关的《易经》元素、音乐元素也同时在希腊、印度突然出现。这些事实只能说明，印度、希腊突然兴趣的文明是中国文明西传的结果。至于怎么西传的，那是另一个问题。（微信：新心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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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远古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何新访谈录（节选）

（作者：孙伟化，原刊《生活月刊》1993年6月号）


历史的追溯

记者：在史学研究中，有几个概念常常容易混淆，就是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这两个概念，你对这两个概念是怎么看的？

何新：人类的起源不等于文明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文明的起源。现在关于人类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一根线分化出来不同颜色的人种，一种认为是从不同的起源地独立地起源的，这两种说法究竟谁占优势，现在还很难确认。

记者：那么，你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呢？

何新：这要看以什么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一般来说，以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确定的几个标志，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大规模的城建筑，以庙宇为中心的建筑。像中国早期原始时代周口店那种洞穴和简单的泥坯的房子，这还都不是文明的标志，这只能算非常早期的雏形文明。正式的文明要以大规模的城邦庙宇、神，有了宗教，发明了车轮为准，这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系统的理性思考。其实人类一直到石器时代的后期，把工具精致化，发明斧头，甚至发明弓箭，都还不算一种新文明，但是车轮却是一大发明，因为车轮是一种超自然物的东西，它装在车子上，用来进行远程运输，一下就使得人类的整个运输手段，包括人类的思维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这种文明的起源，现在专家们都公认起源于现今的西亚，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这三块地方交界处，历史上叫两河流域。古代叫做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方的文明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农业的起源，不是简单的采集大自然的果实、食物，而是开始进行种植，系统的培养，使得人类能够有了栽培，有了种子、食物。这大约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

记者：中国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

何新：在30年代的时候，一些到中国来的法国考古学家，他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带，而不是出在文明最辉煌的内地。从河西走廊，一直到黄河上游、中上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仰韶。这条线恰好和现在人们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保持一个很接近的分布形状。同时他们又注意到那里彩陶上的花纹和西亚有非常大的近似。因此当时有一个叫勃西克的法国人，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埃及传播到中国来的。

但是这种观点，在30年代以后，像郭沫若等都是坚决反对的。可从时间上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在距今一万多年前，而埃及文明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在西亚文明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畜牧业，游牧文化，大规模的畜牧养殖，这东西都比中国早。中国仰韶文明，包括青海和甘肃的那些文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年代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时间上恰好形成一个距离。所以看起来，在中国的早期西部文明里，确实有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子，有它们的传播痕迹。另外，中国还有一个谜，就是中国的青铜文明是突然出现的。

所以，有些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远古时期，整个亚洲大陆的这一部分，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而游牧民族由于在这个大草原上活动非常频繁，而且他们当时对时间来说不太讲究，可以花10年的时间迁徙到一个地方，也可以花50年，甚至花两三代人的时间。所以可以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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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止人类有文明，其实如何群体性动物都有他们的文明，只是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很高，其中文字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文字通过声音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我们为了抵御其他动物而创造的象形文字让我们有了信息传递和传承的可能。第二个是火的出现，因为有了火源，我们才能吃热的事物，我们的繁殖才得以提升，我们的大脑才能发育的更快。人类为什么能创造文字和火呢？因为人类只用后肢走路，前肢发达灵巧，可以在地上划可以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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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至少目前的人类没法找到答案），我的设想是这样的：
地球是人类的殖民地。
外星人类将我们带到地球来，由于他们掌握着高科技，而地球人类的理解能力有限，于是他们便成为了神话中的各种妖魔鬼怪。
他们有翅膀，嗯，飞行对掌握高科技的人类来说不是问题。
他们长着狗头/牛头/马头/龙头....嗯，头盔而已。
他们帮助人类打败XXX，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去外星打打野怪不是问题。
他们过着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生活，嗯，这就像两个星球之间的时间差异一样。

如果还要追溯到“外星人类”的起源的话，嗯，这个我倒是解不出来，准确来说，任何地球人都解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