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盗墓问题在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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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盗墓的法律，先秦时已出现。如《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厚葬风习一时盛行，于国家越来越大，家庭越来越富，陪葬就越来越丰厚，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可知当时对于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也见诸史籍。《淮南子氾论》中有：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据说立秋之后，司寇之徒不断上门搜查，遇到盗墓的当街砍死，血满街市，可知执法之严格。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明确规定，盗发冢与杀人、伤人致残、敲诈及拐卖人口等同罪，都应处以磔刑。



《北齐律》中规定了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即重罪十条。其中图谋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墓及宫殿的犯罪行为位列第二。对其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如果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犯此罪。不得适用其享有的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八议和以财赎罪。隋代的《开皇律》与《北齐律》一脉相承，其创设的十恶之罪吸收了重罪十条的大部分内容。此后这项规定被历代统治着沿用至清末，即所谓十恶不赦。
到了唐朝，对盗墓的量刑定罪繁复细致，刑名轻重，粲然有别。《唐律疏议》卷一九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抇墓者流放，已开棺椁者绞，已开墓但中止犯罪的，徒刑三年。因所盗物品不同、是否毁坏尸身等因素而刑罚又有不同。比如盗死者衣服，罪减一等，盗墓砖，等同一般盗窃罪，而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



之所以盗墓的种种行为在前现代的各朝律令中处罚规定如此繁复，跟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死观大有关系。死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礼制森严的大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身份不同，陪葬、树封、仪式就不同，那盗不同的墓自然量刑不同，再考虑盗墓的主观动机，那就更复杂。
有盗墓是为了报仇的，比如伍子胥；有盗墓是为了政治作秀的，比如传说项羽盗秦始皇陵是为了谴责暴政；也有图财的，比如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抇墓索物以充军饷；也有为了玩的，比如广川王刘去。再者，盗自己家墓和盗别人家墓又有不同，盗自家墓等同恶逆，与殴打或杀害祖父母、父母一个性质，盗自家父系长辈的墓还是盗母系长辈的墓也有不同。
               
                       
               
         
而清朝，这个问题不仅复杂而且敏感，因为这是一个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外族统治集团领导下的专制政权，天然要防止被统治者盗清陵以泄愤，还必须在原有礼教秩序上面加上对皇权的彰显，所以清朝的发冢律处罚极严，凡是损坏宗庙、山陵及宫闕的共同犯罪行为人，不区分主犯和从犯，既遂和未遂，都要凌迟处死，甚至诛九族。
清发冢律规定之详尽为历朝之首，共区分了36种情形，其条例计22条，清末律学家吉同钧就说条文区分太细，开棺见尸内还要分成是看见棺材没打开，试图用锯凿开棺但没打开和打开三种情况。雇工犯主人、子孙犯父母，刑罚还要加倍，因为等同于盗墓外加恶逆，数罪并罚。此外还有很多前朝没有的名色，如指称旱魃、刨坟毁尸，争坟阻葬、开棺易罐，暗埋他骨、预立封堆、伪说荫基，贪人吉壤、盗发远年坟冢埋葬，并掘历代帝王、先贤、前代分藩郡王、亲王，本朝贝勒、贝子、公等项陵墓。名色越来越多，刑罚越来越重。
盗墓罪在中国治罪如此严苛，外国人普遍表示不太能理解。比如清末预备立宪之时，清廷曾聘日本专家来华参与法律修订，日本专家就将原先如此复杂的22条目缩减成了三条，最高刑罚只到无期，没有死刑，让朝野为之震动。很多官员都对这种修订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刑罚太轻，不足以明纲纪礼教。
为什么盗墓在国外刑罚就不那么重，不必区分这么细呢？举日本和德国的例子来说。



宽永十四年（1637），日本发生了岛原半岛的天主教徒暴动。幕府为尽力消灭天主教徒，实行了所谓改变宗门的制度，命令各地诸侯设置改宗官职，专门处置改宗之事，严加搜索各地的天主教徒，千方百计想加剿绝。改宗的手段虽然各地不尽一样，但属托金、踏绘、起请文、寺请证文等，都是各地盛行的。被用这些手段逮捕和判处罪刑的，连续不断。不仅如此，幕府为了消灭天主教势力，又扩展了寺请证文的制度，建立宗门户口簿，士农工商四民都要把身份、名字、年龄等项登录入册，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利，全都归于僧侣之手，连人们的婚姻、生死、旅行、教育等事，也要在所属的寺院受到检查和证实。




               
                       
               
         
而明治维新后，在外来冲击下，本土意识开始觉醒，和魂洋才的崇古之风大作，因此就有了复古神道，将神社定格为国家宗教祭祀的场所，废除了寺院的檀家制。但虽然葬祭的仪礼被改成神道，却很少施行，所以民间丧葬习惯还是遵从檀家制度。在这种社会习惯下，挖掘尸体首先是侵犯了檀那寺的权利，破坏了宗教习惯，对神不敬，所以坟墓罪和宗教祀典放在一起。而在德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国家，丧葬、墓地及尸体保护，与教士、教堂、教义关系密切，人之所敬，维神而已。19世纪末清人薛福成在欧洲见圣徒圣保罗的尸骸被各教堂分析供奉，大为震惊，感叹墨子知养生而不知送死，其论丧葬，以薄为道;  耶稣之教，又加甚焉。而这送死的观念，恰是西方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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