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民主的失败

伤我心太深

本文节选自 Jorn K. Bramann：《" 凡夫俗女"以及其它哲学电影》，共五个部分：

（1） 开篇

（2） 柏拉图的航船比喻

（3）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4） 洞穴比喻的含义

（5） 柏拉图的精英论在当代的意义

（6） 柏拉图和列宁

---

柏拉图（427-347）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喜欢引用 A.N.怀海德的话：“欧洲哲学传统最被普遍公认的特点，就是它包含了一系列引用柏拉图的注脚。”

柏拉图生于雅典贵族家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长大。他可能曾经多次在对抗斯巴达人的战役中作为骑兵服役。由于对祖国好战和自取灭亡的政策感到厌恶，柏拉图尽量远离政治，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探索哲学。他成为苏格拉底最出色的学生。

公元前399年，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离开了雅典。他在邻近的城市迈加拉学习数学，然后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游历了地中海周围的各个地方。

柏拉图在公元前约388年回到雅典，并建立了被认为是欧洲第一所大学的“学园(Academy)”，之后整个后半生都在这里作为一名教师和管理者。学校很快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成立自己的学校之前，既曾在学园里学习，又在里面教学。柏拉图因为被邀请去叙拉古访问和讲学而数度中断教学活动。他之所以接受这些邀请，是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够施行他所设计的宪法和政体 ﹣ 他的创新社会哲学的一个部分。但这样的政治雄心最终没有结果，于是柏拉图只好满足于作一个传道者。

柏拉图最广博和著名的作品是《理想国》，可能发表于公元前377年左右。下文将集中讨论这本书中阐述的政治和教育理念。

和其他希腊城市一样，在雅典争权夺势的两个政治阶级或派别分别是政治寡头和民主主义者。政治寡头试图建立一个有产者才能够选举和担任公职的国家，而民主主义者则坚持所有男性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一书中说，“寡头政治是少数并拥有财富的人成为统治者，而民主是多数而贫穷的人成为统治者。” [III，8.]

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大多时候采用民主制度。只有在公元前411年和404年，寡头们成功地建立了由少数且富有者凌驾于多数但贫穷者之上的政权。两个寡头政权都没能持续哪怕一年。但是，在雅典政治中，寡头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总存在着的。民主主义者每时每刻都怀疑寡头们在图谋反对民主，而寡头则怀疑民主主义者们在恶意侵蚀他们的特权和财富。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这样评述这两个阶级之间总是存在着的敌对：每个城市其实都包括“两个互相交战的城市。”

在克基拉，民主派屠杀了几乎全部寡头统治阶级；雅典的阶级争斗虽然没这么恐怖，也时不时沾染血腥。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处决了一大批民主反对者，剩下的很多被流放。即便在流放中，寡头政权的敢死队和其他支持者仍然刺杀了那些特别受拥戴的民主领导人。可这些如果和寡头们在公元前404年制造的恐怖相比 ﹣ 那时他们被攻克雅典的斯巴达人立为统治者 ﹣ 411年的募头军政集团倒还算是温和。

柏拉图的亲戚 ﹣ 叔叔柯里西亚斯(Critias)和表亲查米德斯(Charmides) ﹣ 是当时军政统治集团最血腥极端的成员中的两个。虽然得到邀请，他们的暴行另柏拉图拒绝卷入寡头政权。特别是柯里西亚斯，他下令残忍地处决了无数民主主义者，经常仅仅是为了没收他们的财产来充实城市空虚的银库。寡头的独裁统治变得如此恶劣，民主者们最终全部揭竿而起，在一场场激烈的战斗中击败他们的压迫者。斯巴达人从雅典卫城撤回驻军，民主得以恢复。随后施行了慷慨的大赦，防止更多的雅典人流血。

当雅典被斯巴达击败，第二次寡头独裁统治建立的时候，柏拉图年仅二十几岁。他希望远离政治 ﹣ 这一切看起来如此混乱和绝望。他不相信富人统治，也对普通市民们治理一个类似雅典这样的城市毫无信心。在他看来，富人所考虑的主要是他们的特殊利益。在短命的执政期间里，为了保护少数人利益而对抗大多数普通民众时，他们表现了自己可以如何为所欲为。但对柏拉图来说，多数人统治也不是治疗寡头政治的一剂良药。这是因为普通民众太容易被那些野心家们用情绪化和欺骗性的花言巧语所左右。毕竟，是那些多数普通民众一次次地投票支持了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纵容了无数违法和暴行，并且要对处死苏格拉底的不公审判负责。总之，雅典政治看来无可救药，理性的人全部可以做的只能是照料好自己的事，在私下独处时或是在一小圈朋友之间追寻智慧。

可是，归隐山林和希腊人的想法有着强烈的冲突。希腊城邦的居民们整体上已经过于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构建在其之上的社会基础，因此不可能真正忽略那些他们总得这样或那样依靠的社会政治。逃避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人被称为“白痴” ﹣ 缺乏成年人所应具备的知识和社会能力的人。即便是苏格拉底，一个毫不掩饰的个人主义者，也总是一直在关心着雅典社会 ﹣ 他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无可逃遁地置身于其中。

最终，柏拉图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过那种退隐的精神生活；他觉得必须为实现社会的理性公正做一份自己的事。他认为，理性和公正不可能仅与个人品行相关；它们必须成为广泛的社会品质。可是雅典的既有政治基础不可能理性地处理国家事务。在超出一代人的时间里，既有政治造成了一系列不断的战争和内讧。如果在将来能够实现和平和公正，则必须在寡头和民主这两个有限选项之外寻求一个新的途径。于是，柏拉图在写《理想国》的时候，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为那种新途径设计一个可行的蓝图。

在阐述他理想中的国家社会结构之前，柏拉图先概要描述了人性。在他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由三部分组成：源自身体的欲望，“精神和激情” ﹣ 如野心和勇气，还有最后的知识和理性。在一个健康个体中，三者各司其职。身体欲望保证人的生存，精神和激情鼓舞他做更有意义的计划和事情，而最后，心智确保所有这些谋划仍然合理并在理性的控制下。柏拉图着重强调了理性的规范作用。缺乏了理性的自我规范，人容易变得自我毁灭，无节制，或者被愚蠢的情绪和不经思考的野心冲昏头脑。对于柏拉图来说，基于充分信息的理性思考是做出所有正确必须的人生决定的最合适的能力。

在《理想国》中描述的乌托邦社会具有同人性相似的三个方面。对应人性中身体欲望的，是国家中从事经济活动的阶层。这个阶层由人们中的大多数组成，包括如工匠，农民，商人，制造者，以及银行金融等行业。柏拉图把他们称为“爱钱财者”。

相对人性中精神和激情的，是数量相对较少，负责社会安全的职业武士阶层 ﹣ 武装军队。柏拉图称他们为“爱荣耀者”。他们主要的欲望是通过服务公民而获得名望和仰慕 ﹣ 对其而言，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和生命。

相对心智理性的是数目最少的一些人 ﹣ 科学家，学者，高级专业人士，和其他久经世故者。柏拉图称他们为“爱智慧者”，也就是“哲学家”。他们最强烈的兴趣是知识和理解，而最能够令他们愉悦的是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

如同健康人受知识和理性支配一样，正直的社会必须要在这个社会里最具教养和学识的头脑，也就是那些“爱智慧者”的控制之下。正直的社会不能被财阀或军队按照他们那些狭隘想法操纵。对财富无休止的追求和盲目的野心必须被作为潜在的公共危害来监视和限制。最具学识的头脑们必须充分考量全部的观点，客观地决定对于国民来说，什么是最健康和实际的目标。

由社会中最优秀的头脑进行治理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概念的核心。迄今为止，关于战争，和平，以及社会福祉的关键决定都一直在由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客、无知的选民、过于野心勃勃的将军，以及其他并不适合治理国家的人们做出。结果总是流血、仇恨、浪费资源和其它恶劣的情形。除非理性和学识被重视利用，社会中最具学识和能力的人成为决策者，否则事情不可能改善。“爱智慧者”可能并不乐于统治，他们更热衷于学术追求。但既然他们拥有最具学识和训练的头脑，他们必须被法律加以治理国家的义务 ﹣ 譬如说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直到哲学家们成为国王，或者世上的国王和王子们具备了哲学的精神和力量， ... 否则城邦将无法从其邪恶中解脱，”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473d..]

柏拉图很清楚他的这些想法对大多他的同代人来说有多古怪。他还主张妇女具有和男人同样的成为哲学家并且治理国家的能力，以及不应当允许政府成员在职期间拥有或者积累财产，这些都使他的想法更加惊世骇俗。柏拉图对自己的古怪提议也会小小地自嘲，于是一些学者并不确定柏拉图对《理想国》中提出的那些想法到底有多认真。不管怎样，这本书讨论了什么是好的政府，所提供的主张令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陷入沉思。特别是《理想国》对于民主提出的批评很有份量，无法被当做杞人忧天而忽略掉。

Plato’s Ship Analogy

柏拉图的航船比喻

柏拉图将国家比作一艘复杂而昂贵的航船。为了航行的成功和安全，掌舵的船长需要是专业航海家。他必须通晓船只的性能，地理，气象，水流，天文，管理供应以及其它相关的事务。由无知的外行人掌舵会危及船只、货物、船员和乘客。同样，柏拉图认为，国家这艘航船也需要专业治理者掌舵，他们必须通晓法律、经济、社会、军事战略、历史，以及其它的相关学问。无知无能的统治者将是公民和国家的灾难。历史上这的确发生过。

对柏拉图而言，民主自治的方式无法工作，因为普通人没有学习过如何驾驶国家这艘大船。他们对诸如经济、军事、国际政治或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盘根错节并不足够地熟悉，也无意获得那些知识。严肃学习所需要的艰辛和自律并不是大多数人所愿意承受的。出于无知，他们倾向于投票给那些靠外表和夸夸其谈来迷惑他们的政客。因为不清楚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他们总是最终才发现落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境地，不得不依靠管理者的慈悲。他们不依靠缜密的分析，却更经常被不可靠的情绪左右。他们被诱惑去进行冒险的战争，然后自尝那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代价昂贵的失败恶果。下面是《理想国》所描述的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政治:

想像一艘航船或一个船队，有个比其他人都高大强壮的船长。可是他耳不聪目不明，对航行所需的知识也并不比别人掌握得好很多。水手们对如何行船互相争吵 ﹣ 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权掌舵，即使他从没学习过航行的技艺...[ 488b.]

船长在这个比喻中是航船或船队的主人; 他代表大众，普通人中的大多数。水手们是竞相掌舵的政客们。正是他们和船主的无能，在过去给雅典带来毁灭:

[水手们]围住船长，恳求他把舵交给他们;在任何时候，如果成功的是其他人，他们就把获胜者杀死或者扔出船去。他们用美酒或迷药麻痹了高贵的船长，然后哗变并将船据为己有，打开船舱随意大吃大喝。他们以自己喜好的方式继续航程。那些聪明地出谋划策，协助他们从船长手中通过暴力或游说得到航船的“自己人”，被他们任命为水手、领航员、或者海员，而其他人则被蔑称为废人。然而出色的水手如果真心想要获取掌管一艘船的资格，他就必须具备有关时令季节、天空、星座和风向之类的专业知识。可惜船上的人从没意识到必须让这样的水手掌舵，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欢。职权和能力相互匹配并不是他们的想法

若要避免民主和寡头共同的严重缺陷，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一切相关和必要的决定都要在他们的客观分析和仔细权衡基础上做出。既然不能指望平民以及那些通常的政客达到这样的能力，那就要通过一个由哲人王(或女王)组成的委员会来保障公平，公共福利及和平。

这种理性独裁的想法遭到了下面这些批评：即便承认专业知识对治理国家而言必不可少，而多数普通民众并不充分了解社会、管理、法律、以及其他与政府运作有关的细节，人们也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认命政府官员以及在他们表现不佳时罢免他们的权利。船主也许并不了解航行，但他仍然有权决定将船驶向何处。到达某处的最佳航线可能必须要由雇来的专业航海家规划，但是船的主人仍应当有权决定航行的目的地。一个民主政体的选民们也许并不通晓运作政府的技巧，甚至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当然可以判断运作的结果好坏。对民主政体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公民自己有能力理解和亲自进行所有的事，而是他们有能力对主要结果做出判断，并决定他们作为社会整体的根本命运。

对柏拉图的以上反驳同样运用了航船比喻，具有说服力，但最终仍没能解决柏拉图提出的挑战。因为如果能令人信服地主张选民也许不够了解情况，因而不能决定实现某个目标的最佳途径，那么同样地，选民可能也不够了解情况来选择正确的目标。如果严重缺乏知识，那么其恶果不仅能显现在国家的运作中，也能显现在目标的选择上。可以并且必须批评的不仅包括公民整体对政府为了实现目标可能采取的手段的无知，也要包括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应当何去何从的错误预期和理念。作为解释上面所说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值得记住，希特勒，一个打算把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改造为法西斯战争国家的领导人，是在一次民主选举中上台的。如果质问那些投票给他的人是不是严重无知并缺乏政治常识，显然并非是不恰当的。

同样合适的例子还有经雅典议会通过，开始一系列扩张战争的民主决议。柏拉图年轻时所见的，不是民众缺乏对治理国家的技术上的理解，而是选择主要目标时的失策。主要政治目标应当明智，可行，符合逻辑、道德责任以及其他一些条件。这使得选民们的普遍知识能力水平成为一个相关且迫切的问题。回顾历史，显然不能认为只要是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都是最好的 ﹣ 甚至哪怕仅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作出的短期或长期预期和决定都可能是未经思索，愚蠢，不明智，虚幻，危险，甚至干脆就是疯狂的。换言之，即使有上面那些对航船比喻的批评，柏拉图对于民主思想的质疑仍然有效。

就是说，明智的决定即关注过程也关注结果，不仅需要可靠的经济、地理、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诸如道德判断等能力。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必备条件是如何获得的。柏拉图毫不犹豫的回答是：通过健全和系统化的教育。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就不会有好的政府，不论是民主或任何形式的。因此，教育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核心的话题。

对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总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洞穴比喻。这个比喻既表达了知识和理解力具有强大的突破和解放力量，也表达了大多数人似乎有一种对严肃的学习､智力活动､不同寻常的想法或者创造性思维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在《理想国》第七卷，苏格拉底讲述了这个比喻。

Plato’s Allegory of the Cave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看哪! 人们居住在一个地下洞穴，有个朝向光亮的开口一直通到洞穴底部; 囚徒们从小生活在这洞穴里，他们的腿脚和脖子被锁链束缚，无法活动，只能看到眼前，因那锁链而无法回头。在他们身后上方，远远地有火光摇曳，在火光和囚徒中间有一条高出地面的路; 如果定睛观察，你就会看到，一堵矮墙沿着那条路修建，就像木偶演员们放置在他们前面的幕布一样，在幕布上方他们摆弄那些木偶。

苏格拉底随后指出，被紧紧束缚的囚徒们既无法彼此看到对方，也无法看到他们自己。他们无法看到木偶演员们举着并通过那条在他们脑后，火光之前的走道的那些木偶和其它东西。囚徒能够看到的，只有被举着从火光前通过的那些东西的影子 ﹣ 那些影子投射在洞穴的壁上。自然地，囚徒把那些影子当作真实的东西。当木偶演员们说话，囚徒认为是影子在说话。囚徒们被囚禁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苏格拉底问道，如果一个囚徒的锁链被打开，被迫转过头，在洞穴中走动，甚至查看那火光时，会是什么情形？他难道不会被突然的强烈光亮刺痛？从前他如此清晰地看到那些东西的影子，他不觉得想要看清这些东西本身更困难吗？于是，苏格拉底继续说到，

想像有人对他说，他之前看到的只是幻象，而现在他所靠近的，眼前所见的，是更真实的存在，他看得更真切了 ﹣ 他会如何回答？再想像他的老师指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物件，要他一一指认 ﹣ 他不会感到困惑吗？难道他不会认为之前看惯了的影子比现在看到的这些物件更真实吗？[515d.]

答案显而易见，对这个囚徒来说，从过去的幻象中解放出来令他痛苦。他要度过很困难的一个开始阶段才能习惯观察那些真实的物件。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如果有人拖着他通过坎坷陡峭的通道来到洞口，一直到曝日阳光下，被解放的囚徒会感到彻底的茫然和愤怒。首先，他的眼睛完全无法适应这样强烈的阳光，因此根本无法分辨地面上的任何东西。逐渐地，他才能开始分辨出那些木偶所模仿的真正的事物。最终，他才能够看那照亮一切，使万物得以生长的太阳。

回顾发生的一切，尽管经历了过程中的痛楚，被释放的囚徒必定还会觉得幸运。他同情之前的囚徒同伴们，感到自己也有义务回到洞穴中去解救他们。然而这实际上比他想的要困难得多。他的眼睛习惯了外面的光亮，回到黑暗中他反而要四处摸索，很难清楚地辨识那些木偶和它们的影子。他跌跌撞撞的样子遭到囚徒们的取笑。

说到墙上的影子，囚徒们个个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对这些影子的观察细致入微，有些人甚至能很准确地预测影子出现的顺序，因而在囚徒中赢得声望和奖励。对囚徒来说，所观察的是影子而非真实物件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被解放的囚徒回到洞穴后不得不和他的穴居同伴们比试观察影子的话，每个穴居人都会认为那个归来者在外面弄坏了眼睛，是离开洞穴招致的恶果。这些穴居人如此憎恶离开洞穴，他们会积极杀死任何想带领他们走向光亮的人。[517a.]

The Meaning of the Allegory

洞穴比喻的含义

洞穴比喻描述了人要获得良好教育所必经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根据学习者可以理解的东西来划分的。无知者只能看到影子 - 甚至不曾怀疑那些并非真实的事物。获得完全教育的人能够看到影子，投出影子的木偶，依照其形象制造出木偶的真实事物，和照耀真实事物，使万物可见的太阳。既然洞穴的故事是一个比喻，那么影子，木偶，真实事物和太阳都各自代表什么？走出洞穴意味着什么？《理想国》提示了这样的解读：

墙上的影子代表人们思维中对事物的观念。这些观念或多或少地和真正的事物紧密关联。人们可能对犀牛或者某些其他国家的生活有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和真实事物经常有很大差距。人们可能对犀牛有很多错误认识，或者对其它国家的生活有很多误解。人们通常没有太多意愿或机会去检验自己的观念，和真实世界作比较。于是很多人可能一生都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从不质疑那些假想。正如被锁在洞穴中的囚徒一样，他们注定认为由他们的观念组成的世界是真实的。

投出影子的木偶和物件代表真实的事物 ﹣ 真正的犀牛，真正国家中的真实生活，以及世界上的其它东西。脱离锁链的穴居人能够比较影子和投射出影子的物件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获得了将头脑中的观念和真实世界中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自由。当然，他们还生活在洞穴中，可已经不再被不可靠和未经检验的观念完全束缚。通过获得检验观念真伪的能力，他们实现了自我思维解放的第一个阶段。

从洞穴攀爬到外部的光明世界，是人的教育中最具有开拓性的一步。离开洞穴的黑暗代表了启蒙，从大地的腹中脱身而出象征着新生。探寻者在洞穴外所遇到的事物象征着理念，这些理念共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令探寻者感到寻得了归宿。

在柏拉图的语境下，理念并不同于上面提到过的观念。它们都源自苏格拉底构想其基本哲学问题的过程。如上文所述，苏格拉底在雅典城中游历，不停地问“什么是学识?”，“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正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一直期待一个回答能够揭示对于某一类特定事物来说是共同的东西:美是所有美丽事物所共有的，艺术是全部艺术品所共有的，正义是所有正义行为所共有的，以此类推。某类现象所共同具有的，是那一类现象的“理念” ﹣或者说定义。所有美丽的事物所共有的是美的理念或者定义，所有三角形所共有的是三角形的理念或定义，如此类推。

人可以通过观赏或者其他感官方式了解美的事物，但无法这样了解美的理念或者定义，而只能通过思考。一个理念或者定义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感知。它的获得依靠对事物进行抽象 ﹣ 就是将事物共有和本质的属性从那些仅仅偶然和不必要的性质中剥离开来的过程。理念属于思考领域，而不属于可以被观察､触摸或以其他方式被感官所感知的物理世界。于是，美的普遍抽象理念和美丽的个体有着根本区别。

柏拉图的哲学中于是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比喻中分别由洞穴和外面的世界所代表。洞穴代表感官世界，外面的世界代表由抽象理念所组成的世界。穴居人是感官的俘虏(“爱声色者”);他们无法超越那些可以通过触摸､看､或者其他方式被身体感受到的东西。爬出洞穴外的探寻者是那些有能力在抽象和概念化的关系中游刃有余的人。比起那些穴居人，他们的知识更广泛全面：他们并不被限制在直接经验和感官意识范围内；他们的思考范畴可以远远超出这样的局限。

洞穴外的探寻者不仅能够欣赏美丽的个体；他们还可以理解美的普遍本质。他们不仅和这个或那个人或者团体熟识，而且理解人类天性。正义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雅典､斯巴达或者某特定人群的正义，而是普世的正义，正义之于正义。他们可以避免片面和偏见，因为他们的思索并不仅限于具体的个案。凭借他们的抽象能力和超越感官体验以及直接经验的能力，探寻者们能够拓展知识，增进对事物的理解。

柏拉图比喻中的太阳代表了“好”的理念，即所谓的“善”。对于“善”的理解是完成个人修行所必须的，因为仅有对事实和概念的知识仍会使人陷于迷失。要使事物具有意义，人需要知道一些关于终极目的和价值的事情，以及重要的事之所以有别于琐事的那些方面。不同于很多现代理论家，柏拉图认为，对世界和人类事务作“中性”或者“不作价值判断”的描述无论是否可取，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称职的治理者尤其不能仅仅是各种知识的活数据库，而缺乏事情为什么应当这样而不能那样的理念。因此，价值观是人的完整修行不可缺少的；价值是一个人有能力对其选择的生活方式赋予充分意义的基础。

尽管柏拉图如此描绘教育所具有的解放思维和激发力量的能力，他对教育的普及却非常悲观。在洞穴故事中，侧重描述了的是获取知识的困难，以及很多人对于教育以及受过教育的人的不信任和敌意。脱离洞穴并置身光明既非易事，也不一定是自愿的，需要坚持不懈和愿意忍受变化 ﹣ 这些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么过于荒诞而不予考虑，要么太痛苦而难以承受。穴居人不仅讨厌离开熟悉和舒适的黑暗，他们还提防和憎恨那些曾经到过外面，而又回来改进事情的人。大多数人不喜欢被告知自己缺乏知识；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如同牛虻般让人骚扰不安，他们的尖刻批评和强烈理念不会赢得人们尊重。人们想要的基本上只是享乐和放任。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就是民主制度为什么不会有效的原因。好的政府需要充分的知识和理解力，而民主制度尤其需要称职的公民。而柏拉图在雅典的经历使他认为，不仅雅典的民众不具备进行理性决策的能力，而且大多数人的天性不愿意努力获取严格的教育 - 以便成为称职的自我治理者。柏拉图认为，永远都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开发他们的头脑和智慧，使他们最终可以被信任来作出深思熟虑的理性决定。

Platonic Elitism in Modern Times

柏拉图的精英论在当代的意义

对于《理想国》的当代读者来说，倒不必将作者在其中的讨论总结为反对民主的论点。我们也可以将这本书视作一个提醒：为了真正的民主得以运作，什么是必须具备的。柏拉图对知识、教育和民主的讨论中主要的论点是：民主不会运作 ﹣ 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 直到公民们为其进行了充分准备。这也是很多现代民主倡导者所持的观点。其中著名的如开国制宪者詹姆斯•麦迪逊所说：“想要自我治理的人们必须用知识的力量武装自己。一个民选政府，其民众不具有普遍知识或者获取知识的途径，不过是一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 ﹣ 也许两者皆是。”[Letter to William Taylor Barry， August 4， 1822， in: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柏拉图对民主的批评至今仍构成的挑战是，当代民主国家的公民们是否有足够的兴趣和知识，使他们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参与民主的过程。今天这些自诩民主的国家，人民是否的确成为“自己的治理者”？他们是否充分了解相关信息，能够有效地决定他们的公共事务和生活？这些社会中的公民们真的理解战争为何被发动，资源如何被分配，以及借贷，外交等等这些事情吗？是否大多数公民其实被裹胁在一团迷雾中，仅仅根据盲目的信念，动人的口号，或者干脆是含糊的感觉和猜测来投出他们的选票呢？

柏拉图的洞穴令人强烈地联想到今天的媒体 ﹣ 特别是电影成为娱乐沟通的一个主要媒介时。电影院占据娱乐业主流，数百万观众悄无声息地坐在黑暗的洞穴中，全神贯注地倾倒于那些同样在银幕上移动的影子们。电视成为主要媒体后，人们花费更多时间在半催眠状态下消费那些无尽流淌着的跳动画面和怂恿鼓动的声音。可以并不牵强地说：今天的电视节目消费者们是大批思维囚徒，他们对于世界的价值取向和观点来自于有权势的大公司或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填塞到他们思维中的那些图像和节目。大多数观众并不将他们从屏幕上接收到的东西和真实世界的事实进行核对。他们的情感和认知生活在一个电视世界，一个被操控欲极强的信息和娱乐产业制造并诠释出来的世界。正如柏拉图讲述的被束缚的穴居人，观众们几乎不会哪怕是仅仅怀疑他们所看到和想像的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全盘接受他们所看到的，认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

很多理论者，特别是左翼，认为民主过程扭曲荒废的主要原因是媒体和其他机构 ﹣ 特别是电视，对大众的“洗脑”和“操控”。为生活奔波了一天，大多数人回家后已经非常疲惫，除了看电视这种不再需要脑力付出的活动之外，已经无力去做更多的事。而且，统治精英阶层决不希望这样的情形有任何改变；他们不喜欢看到警醒并了解情况的公民团体，能够读懂预算，提出尖锐问题。恰好相反，他们总希望将大多数民众置于蒙昧状态中 ﹣ 如同之前的奴隶主希望让奴隶们保持文盲，从而无知无助。由于大多数重要媒体都属于富豪或特权群体，指望真正去启蒙大众 ﹣ 把他们从“白日梦”中解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特定的危机状态时，例如不得人心的战争，严重经济衰退，普通人才会从他们蛰伏的洞穴中惊醒，开始认真地寻求真相。可在没有那样的危机时，精通此道的媒体对选民们的头脑操控如此强大，因而难以打破。选民们被降格为冷漠无知的大群电视消费者，使得任何人上台都不会真正触动权势阶层。那些“白日梦”的制造者们因此能够永远确保民众不会有能力有效地运用民主程序来维护自身利益，谋取自身权益。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民主所陷入的问题不存在这样的解释和说辞。民主体制如果陷入瘫痪，那只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是大多数人的天性使然。大多数人生来就不是求知的学子和自律的公民。对柏拉图来说，大多数人只想要娱乐和为所欲为。下面是《理想国》所描绘的“民众”的普遍心态：

他日复一日地放纵自己去满足一时的想法。他有时纵情于声色美酒；然后他又滴酒不沾，节制饮食；然后他去强健体魄；有时无所事事，对凡事皆不感兴趣，忽而又似一名哲学家一样生活；他经常忙于政治，脑子里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开始，去说去做；他羡慕武士，想成为其中一员，又想成为商人，不时小试身手。他的生活即无规律也没有秩序；他把这种朝三暮四的生活称为快乐，幸福和自由；于是他就这样生活下去。[561d.]

按照这样的思想，如果大多数民众无知、乏味、无趣和冷漠，无法理性有效地参与民主程序，他们不过是显露出天性而已。并非上层阶级使民众蒙昧无知，而是人们自身的天性让他们逃避启蒙，不得不依靠这样那样的统治者。如果失败的民主体制中的人们不是本身具有这样的性情，其他人也就不能够那样利用和误导他们。柏拉图的支持者也许会说，统治阶层并没有制造出大众的无知和冷漠，他们仅仅是利用其为自己谋利 ﹣ 如同奸诈的商人并未制造出买家的缺乏审慎，而只是加以利用而已。

简而言之，对柏拉图的信徒而言，大众的无能和饱受欺凌或多或少是个永久现象。在他们看来，左翼人士所展望的对大众的最终教育和解放不过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幻想。很大程度上，他们会赞同保守派记者及学者亨利.孟肯(H. L. Mencken)在致社会主义者厄普顿. 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的：“我活得越久，就越是相信，普通民众注定要一直被欺骗。”[Quoted in Greg Mitchell: The Campaign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p. 114.]

Plato and Lenin

柏拉图和列宁

历史上，民主的反对者总是来自政治右翼 ﹣ 君主主义者，贵族，或者经济上的特权阶层，他们害怕失去自己那些不成比例的财富和权势。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对民主政治也倾向于持有强烈保留态度。例如，天主教会向来是诸如军队或者特权土地主阶层等反民主势力的亲密盟友。但自从美国和法国革命胜利以来，尽管有些短暂回潮，这些民主反对力量大体处于败退中。从历史趋势来看，民主理念已经从“特立独行”发展成为准则和规范 ﹣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因此颇为不同寻常的是，民主原则在20世纪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于政治左翼，那些本来一直强烈要求彻底的民主自决自治，并为之奋斗的力量中间。20世纪初，随着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形成，列宁在他那篇很有影响的《怎么办？》一文中主张，在特定条件下，有必要由一个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受哲学思想指导的职业革命家“先锋队”来接管工人及其政治组织的领导权，以便成功地组织起义来掀翻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列宁构想的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独裁的中央委员会是对本来具有民主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主义或其它思想的一个创新的附加。以“民主集中”的名义，这种思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所表现的具体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列宁论证其设计和柏拉图为其“哲人王”主张进行的辩护很相似：广大民众，特别是劳动者组织中的某些部分，不够老练也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经常需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而他们却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大众，要么被传统意识形态迷惑，或者被强大的媒体宣传机器洗脑，并且特别容易被富人餐桌上抛下来的一点面包屑所满足，因而很难被指望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有能力胜任的专家们必须思考大部分的难题并且掌握革命方向，然后管理革命政府，直到完成为了实现彻底社会条件变革而必须的全部任务。如果没有这样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队政党，工人阶级的剥削者们将总是能够利用群众们在思维和组织上的弱点。

列宁强调，优质的教育一直是上层阶级的特权。因此他主张，有效的革命理论必须从纯粹的工人阶级组织之外引入到工人阶级政党里面来：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们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革命的]自觉。这必须从无到有地带给他们。全部国家的历史显示，工人阶级仅靠自己的努力只能够产生组建工会的自觉性，也就是说，相信有必要团结起来，对抗雇佣者，迫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动法案等等。而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哲学､历史以及经济理论中由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代表，由知识分子们精心构建而成的。就社会地位而言，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V.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直到工人阶级获得充分的教育 ﹣ 而这迄今为止一直是有产阶级的特权 ﹣ 工人们不可能拥有必备的手段来获取政权；面对不得不马上解决的全部问题，他们孤立无助。工人阶级政权要获得成功，必须由专家们在一个特定阶段内掌握政权。

列宁和柏拉图对有效政治领导的理念唯一的显著区别是，一旦条件成熟，列宁所主张的先锋队在理论上就应当放弃其权力并移交给民众 ﹣ 当民众真正使自己成为专家。也就是说，列宁主张的领导者们仅仅是暂时的哲人王。他们假设，一旦人人平等的教育体系被建立起来，真正的民主的确会到来。

在理论层面上，列宁在 1904 年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领袖之一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礼貌但强烈的反对。在一篇后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发表的文章中，她赞同列宁的革命目标，但态度鲜明地反对通过非民主手段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她认为，即使是民众通过民主决议方式犯下的政治错误，也远远好过一个独裁先锋队作出的正确决定：

“工人阶级要求拥有犯错的权利，并在这样的历史辩证中学习。让我们说得坦白些。从历史上看，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那些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可靠都更有意义。(13)”

就是说，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真正的自决意志的重要性要高于优秀的洞察或是现实的效率。如果所谓革命只能以某种形式的独裁为代价进行，那就不如不要那样的革命。学习会带来自治，即使是很不完善的自治。任何哲人王形式的统治，不论其意图如何高尚，都只会延长民众的无知和依赖。即使讨论当下的现实选择，在一个真正的渐进运动前，也没有任何精英构想的一席之地。

如果能知道卢森堡对希特勒在民主选举中上台如何评论，那一定非常有趣。(她在希特勒正式上台前被右翼行动队谋杀。) 20世纪的历史给列宁和卢森堡的不同观点都各自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个以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为标志的世纪里，“民众”不止一次表现出可怕的无知，他们积极或消极地支持过的许多东西，恐怕也没法简单地被作为“学习的代价”。而另一方面，满怀理想的专家们组成的独裁党政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表明，列宁主义无意中为斯大林铺好了路，使得社会主义沾染上暴政的印记，这印记另左翼至今都还在努力试图抹去。在非常复杂危险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或者应该依靠民众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这仍然是个激发人们思索和争论的问题。于是，在被普遍接受的民主理念和很大程度上不民主的现实之间，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