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费城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一组研究人员在羊膜囊中培养了一个刚刚成活的羔羊胚胎整整四个星期。这个羊膜囊的设计初衷是模拟一个未成熟即被摘除的胚胎所需要的子宫环境。胚胎跳动的心脏促进着它与周边环境进行营养物质等生长因子的交换。研究人员观察到,在这一人工环境中,胚胎从一团粉红色的、形似外星人的东西,逐渐长成一只会呼吸、会吞咽的动物。
随着关于人造子宫的新闻传播开来,一些人提出,这一以救治严重早产的人类胎儿为初衷的医疗设备,意味着我们向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写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构想的未来更近了一步。赫胥黎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胚胎在试管中受精后,通过化学方法分入不同的社会-生物阶层(socio-biological groupings ),比如阿尔法(在社会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或者艾普西隆(在大型火葬场工作的奴隶阶级,负责从焚烧后的人体遗骸中采集磷)。然后,它们再在“孵化场”里培养至出生。
第一次对人造子宫进行的全面讨论是在1923年由英国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主持。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宫外受精的人之一。这场讲座在剑桥大学的异端学会(Heretics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举行,这是英国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在1909年创办的常规活动。该学会相当于异议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一个质询传统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场所。奥格登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解放者”,他邀请了当时最令人兴奋的人物——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并允许这些人畅所欲言。他这样做旨在震撼、煽动人心,向墨守成规举起反旗。
当霍尔丹受邀到学会做讲座时,他便遵从了这些不愿墨守成规的期望。他的演讲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从2073年的一名学生的视角,记录了生物学在之前150年里的发展。这名学生描述了1951年两名科学家是如何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女性体内提取卵巢,使她的卵子受精,再在一种“合适的液体”中将胎儿培养至足月。在这篇论文所描绘的世界里,人类在21世纪到来时已不再以“从前的本能循环”的方式生育子女。这使得一种更加理性、开明的生殖过程取而代之,妊娠胎儿完全在体外进行,霍尔丹将其称之为“体外发育”(ectogenesis)。
医学历史学家伊万·克罗齐(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上提到,多拉·罗素推崇一种更加广泛的运动,支持将女权主义者的兴趣与科技进步统一起来。尽管她知道大众会本能地反感在瓶子里培养婴儿的理念,罗素依然坚称体外发育没什么特别的。至少,这不会比人类数千年来饲养动物、种植作物的生物干预行径更反自然。将女性的身体认作是生来神圣,这属于性别歧视。因为这一观点将女性排除在了科学与技术的恩惠之外。“他们谴责我们,因为我们寻求科技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痛苦,”罗素写道,“同时还告诫我们,回归大自然的婴儿床,将从遗失千年的痛苦中携回一种灵长类的欢欣和自由。”
尽管赫胥黎预测,人类到了1951年将会实现完全的体外发育。但是,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人造子宫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而且分散。对于这种未来技术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道德、政治后果的讨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当然,也有例外。1970年,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别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书中引用了霍尔丹和罗素的文章,认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生育职责外包给机器。如同之前的霍尔丹和罗素,舒拉米斯开始设想用人造子宫代替女性的身体,并且将其作为一场激进的乌托邦主义政治运动的基础——一场以机器为媒介的女性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