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9 年,一个匿名网友发表了一篇题为《去你的、去你们的论文》(Fuck You and Fuck Your Fucking Thesis)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对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抗拒——她是位跨性别女性。“你觉得通过你的研究能为我和其他跨性别女性的生活做出多大的改变?你觉得靠研究我们对于月经的需求就能改善情况吗?”她在文章中问道。理论上,这些质问是向那些做课题的研究生发出的。“你的研究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吗?能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吗?”
Marianna Couchie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尼皮辛保护区原住民(Nipissing First Nation)的前族长。她曾见证了针对自己族人的过度研究。当尼皮辛人在留守地开始新一轮的捕鱼计划时,捕鱼团队的领导者告诉 Couchie,他被各种采访请求弄得不厌其烦,这些采访抓着同样的问题问了又问。跟捕鱼团队的领导者一样,Couchie 也同样对情况感到失望。她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回答重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群体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 Couchie 代表尼尼皮辛族所有原住民这样说。但持续的问话——研究者毫不思考这些问话将对群体产生什么益处——浪费了原住民的时间和精力。而由于原住民对于研究没有话语权,他们无法将研究转向能回应他们需求的方向。
Cindy Peltier 是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的副教授及原住民教育主席,她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作“直升机研究(helicopter research)”。“这些研究者闯进我们的社区,带走他们想要的信息,并发表他们自己想要发表的结论,从不向社区寻求任何咨询,”她表示,“人们觉得本地居民仿佛就是被捕的观众。”(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非常严重:近来,美国的一些部落民族不愿参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领导的 DNA 采集项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基因数据将被控制。)
研究对于被试来说是无意义的,还可能导致倦怠——尤其在研究数量众多,潜在被试数量又极少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少数群体社区变得极其脆弱。这种情况不仅仅对于跨性别者以及原住民被试成立,还对乡村居民、罕见病患者、移民以及其他对反复被研究感到倦怠的人成立。人们已经不想再为高高在上的研究当小白鼠了。“研究倦怠主要发生在公共兴趣的范围超出了本地人群的回应能力的情况下。” 加拿大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的地质学副教授 Julia Haggerty 说到。她的研究方向为乡村能源开发造成的影响。
然而,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了解边缘群体的理由。医学研究者希望研制出针对罕见病的治疗手段;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大众了解极少受到关注或常常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群体。但最后一个目标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对于边缘化群体,公共兴趣集中在政策实施上,因此,研究人员们坐着飞机找到这些群体,认为自己一定能解决问题,可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社会学教授 Tom Clark 在一篇关于研究倦怠影响力的早期论文中写道。“真正让研究在政策制定上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大量研究被放在架子上积灰,对外面的世界无法造成任何的影响——这种情况被 Clark 称为“社会的研究饱和(the research saturation of society)。”
Clark 等人认为,为了避免研究倦怠,研究者一定要考虑研究对象的需求以及渴望。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这种方法中,当地成员将接受训练,作为研究者(而不是被试),参与到研究中来。Peltier 相信,要想真正的造福社区,这种合作不能仅仅收集、分析数据或者帮助社群进行成果展示。“任何参与性研究,都需要在研究开始构思的时候就加入对于社区权益的讨论,”她说道。
Clark 相信,参与式行动研究可能会太过耗时,对于研究时间和预算都很紧张的众多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在无法做到和当地社群协同研究的情况下,他认为,研究者们至少应该通过诚实的态度缓解研究倦怠。只向研究对象呈现最佳情况下的结果,即(许诺)研究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关乎日常生活的政策性保护是有害的。“我认为你应当向他们呈现最现实的结果,” Clark 表示,“如果真能帮助研究对象,那最好不过。但很可能这种最好的结果不会发生。”
另外一种让原住民对研究掌握更高控制权的方式是,研究者需要向当地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征求批准。加拿大休伦湖上马尼图林岛(Manitoulin Island)的原住民就是这么做的:任何针对当地尼皮辛族原住民进行的研究必须需要得到马尼图林阿尼什纳比研究审查委员会( Manitoulin Anishinaabek Research Review Committee)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