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理论的众多创立者,特别是玻尔、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当时都持相同观点——他们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来处理测量难题。哥本哈根诠释假定,量子世界中的动力学过程可以简化为经典的可观测现象,并且只有可观测现象才有意义。
1956年春天,埃弗里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带着论文草稿前往哥本哈根,试图说服丹麦皇家文理科学院发表这篇论文。他在写给埃弗里特的信里提到,他和玻尔、彼得森进行了“三轮漫长而激烈的讨论”。惠勒还向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几位物理学家介绍了埃弗里特的工作,其中就有亚历山大·W·斯特恩(Alexander W. Stern)。
埃弗里特对哥本哈根诠释的态度,应该和惠勒的描述完全相反。一年以后,埃弗里特在回应《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编辑布赖斯·S·德威特(Bryce S. DeWitt)的批评意见时写道:
哥本哈根诠释的不完整性无可救药,因为它先验地依赖于经典物理学……还是一个将“真实”概念建立在宏观世界、否认微观世界真实性的哲学怪胎。
普林斯顿大学终于授予了埃弗里特博士学位,此时他已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了将近一年。他在那里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核战争中放射性沉降物可能导致的死亡率。不久,他就在五角大楼极具影响力的秘密机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Weapons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缩写为WSEG)里,升任数学组组长。埃弗里特给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的高官担任过顾问,提出了选择氢弹攻击目标的最好方法,还提出了配置轰炸机、潜艇、导弹三位一体的核攻击能力,最大程度提高核打击威力的最优化方案。
1960年,他帮助撰写了WSEG第50号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属机密。按照埃弗里特的朋友、他在WSEG的同事乔治·E·皮尤(George E. Pugh)的说法,WESE第50号报告促成了后来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奉行的军事战略,为这些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了所谓的“玉石俱焚战略”(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WSEG向核战争决策者们描绘了放射性沉降物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让他们确信维持一场永恒的对峙僵局是必要的,而不是向苏联实施核打击。
埃弗里特以前在WSEG的同事约翰·Y·巴里(John Y. Barry)还质疑他的道德操守。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里在摩根大通公司工作,他向老板推荐了埃弗里特,雇他开发一种预测股市走势的贝叶斯方法。据一些人说,埃弗里特成功了,但他拒绝把产品交给摩根大通。巴里评价说:“这个有才气、有创意,却不可靠、不可信的酒鬼,利用了我们。”
在2005年的一首名叫《孙辈们应该知道的事》(Things the Grandchildren Should Know)的歌里,马克写道:“我从未真正理解/生活在自己的脑袋里面/他会有种什么样的感觉。”他那位有着唯我主义倾向的父亲一定能够理解这种困境。在那篇未经修改的论文末尾,埃弗里特总结说:“只要我们承认,任何物理学理论实质上都只是一个模型,用来解释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断绝寻找所谓‘正确理论’的所有希望……原因很简单,我们永远无法完整经历所有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