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生态学家凯特·拉斯考夫斯基(Kate Laskowski)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新教职开始得不太顺利。2019 年底,她刚入职不过数月,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有研究人员对她的一篇论文表示担忧,那是她在 2016 年与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多产的蜘蛛生物学家乔纳森·普鲁伊特(Jonathan Pruitt)合作的论文。
拉斯考夫斯基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读了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德国莱布尼兹淡水生态和内陆渔业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Freshwater Ecology and Inland Fisheries)的博士后,她曾与普鲁伊特合作研究蜘蛛的社会行为。那封电子邮件提到,当时普鲁伊特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实验室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有问题,这些数据记录着个体蜘蛛间的行为差异,但在电子表格的列中包含着奇怪的重复值。拉斯卡夫斯基自己重新梳理了数据之后,最终认为这些数据以及基于此做出的研究都不可信,于是,她在今年年初请求《美国博物学家》(the American Naturalist)撤回论文。她还要继续撤回和他合作的另外两篇论文。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本身并无过错,但最终还是会受到连带伤害,万达·琼斯(Wanda Jones)说。琼斯是美国诚信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简称 ORI)的诚信研究副主任,该办公室监管着学院机构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工作。琼斯说,每年 ORI 针对学术不端的 30 多起调查中,大约 40% 的结果显示科研项目负责人(PI)是主要责任人,其余的则指向学生、技术人员和其他员工。在每个给定的年份,都可能有几十名年轻研究人员发现自己的研究项目陷入危机,或者在实验室关闭后不得不匆忙寻找新职位——而论文撤稿常常还伴随着学术不端的指控,这让找新职位变得难上加难。
琼斯指出,学术不端丑闻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最直接的影响常常是心理层面的,包括对个人学术名声和职业前途的担忧,和对学术合作甚至整个科学界的信任危机。“你能看到,这对一个学生来说将会是多么大的创伤。他们可能决定这辈子去再也不做科学研究,而去干点别的事情,”拉塞尔·特雷西(Russel Tracy)说,他是佛蒙特大学拉纳医学院(University of Vermont Larne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生物化学家。
玛丽·安·艾伦(Mary Ann Allen)在 2006 年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当时她和其他五名研究生发现自己的导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古德温(Elizabeth Goodwin),为了申请基金而伪造实验结果。学生们最终向学校行政部门告发了古德温的行为,同年年末,他们向《科学》描述了这段痛苦万分的经历。大学随后裁定古德温确实存在学术欺诈,这让艾伦感到在科学界伪造数据要比她想象的普遍得多。“当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多数科学都在造假。而且我和碰到过这种事情的人谈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希尔德和艾伦都没有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合作发表过论文,但总有人会遇到更麻烦的情况:高级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操纵或者捏造数据,合作发表的论文最终被撤稿,这对科研事业正起步的年轻研究人员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挑战。凯特琳·怀特(Katharine White)是圣母大学附属哈珀癌症研究所(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Harper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的化学生物学家,她说:“在某些时候,你曾经努力付出一切、怀抱真诚信念做出的研究,现在要撤稿,这太可怕了。”怀特在 MIT 读研究生时亲眼见证了学术不端行为,一名高级博士后数据造假,虽然怀特并没有参与这位博士后的任何一篇论文的撰写。“PI(通常)会想方设法摆脱影响。但我不知道卷入学术不端的众多研究生们能不能走出来。”
失去所发表的论文,埃里克·波尔曼(Eric Poehlman)实验室的初级研究员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波尔曼是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研究员,主攻肥胖和衰老研究,2005 年他被指控在研究和基金申请时伪造数据,并承认了指控。几篇论文撤稿之后,波尔曼的博士后们突然发现,一年多的研究结果几乎全部付诸东流。
就算是论文发表许多年后因学术不端被撤稿,也可能对研究人员造成影响。一位因为事件敏感性而要求匿名的欧洲研究人员说,2009 年的时候,ta 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了几年,一篇 ta 在博士阶段与丹麦神经科学家米莲娜·彭科娃(Milena Penkowa)合作的论文遭到了撤稿。这名匿名研究员说,为了配合对彭科娃实验操作的调查,也为了澄清自己的名声,ta 不得不重新梳理七年前研究中获得的原始数据;这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了,而且 ta 最担心的就是撤稿会让哥本哈根大学取消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因为这项研究是论文的关键组成部分。研究员还害怕调查新闻的广泛传播会影响到自己的雇主,后来报道已经发展成指控彭科娃“公然伪造”(最后该指控被推翻)。“我当然害怕,怕老板们最后会因为不再信任我而炒了我。”这位研究员回忆说。
虽然学术不端行为给涉事的每个人都制造了障碍,但是由此引发的调查和对话也会推动积极的改变,尤其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机构。例如,有感于古德温的行为调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引入了一项官方政策,在其他 PI 发生类似情况时帮助学生找到新的实验室,并保留他们的基金。当艾伦到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担任教职人员的时候,她协助设立了同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