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驱力理论是由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用以解决与战争创伤或“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相关的理论和临床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患上我们今天所谓“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士兵会在梦中重复创伤经历,或者做类似的噩梦。这给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治疗士兵的精神分析医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要知道,弗洛伊德声称所有的梦都遵循“快乐原则”,即梦境反映了性愉悦的一种无意识的冲动。然而,士兵们的这些挥之不去的创伤噩梦——称为“创伤性神经症”——显然与性愉悦无关。因此,弗洛伊德这一时期的关键著作《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除了性欲之外,或者说,除了精神分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驱动着人类行为?
事实上,包括精神分析师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简单地忽视了死亡驱力理论。他们将其视为一段古怪的旁白,或者是一种尚未解决的病态和厌世观点,甚至是年老时的语无伦次。然而,这是一种可疑(且无礼)的手法。因为死亡驱力理论被小心翼翼地、合乎逻辑地、甚至是深情地整合到弗洛伊德其他理论的矩阵中,其中许多理论和死亡驱力理论本身一样,都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因此显得“古怪”)。这包括他明确依赖拉马克的遗传和重演的旧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支撑了弗洛伊德在中后期对当代心理学的系统发生、史前和生物学起源的兴趣。简而言之,新的超心理学包涵了弗洛伊德在最后阶段所写的一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我们称之为“文化弗洛伊德”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弗洛伊德都来自于其经典作品,比如《幻象之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1927)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二是我们所说的“自我心理学”,自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以来,他关于心理防卫和外部现实的观点就一直影响着心理医生。
所以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如今,几乎没有人相信“文化弗洛伊德”提及的睡前故事,有时其中还带有令人担忧的种族主义色彩。这包括《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1912)中提到的文明起源于父亲与其儿子们之间的谋杀(弑父),以及《摩西与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1939)中提到的,犹太心理学起源于史前对摩西的谋杀。与此同时,许多人仍然相信,不仅相信心理防卫机制、自我心理学和反向形成,而且相信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阐述。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潜意识恰恰是那个让死亡驱力完全沉默的理论,除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信徒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