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人造子宫进行的全面讨论,由英国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在1923年主持。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宫外受精的人之一。这场讲座在剑桥大学异端学会(Heretics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举行,这是英国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在1909年创办的常规活动。该学会相当于异议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一个质询传统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场所。奥格登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解放者”,他邀请了当时最令人兴奋的人物——乔治·伯纳德·萧、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并允许这些人畅所欲言。他这样做旨在震撼、煽动人心,向墨守成规举起反旗。
当霍尔丹受邀到学会做讲座时,他便遵从了这些不愿墨守成规的期望。他的演讲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从2073年的一名学生的视角,记录了生物学在之前150年里的发展。这名学生描述了1951年两名科学家是如何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女性体内提取卵巢,使她的卵子受精,再在一种“合适的液体”中将胎儿培养至足月。在这篇论文所描绘的世界里,人类在21世纪到来时已不再以“从前的本能循环”的方式生育子女。这使得一种更加理性、开明的生殖过程取而代之,妊娠胎儿完全在体外进行,霍尔丹将其称之为“体外发育”(ectogenesis)。
医学历史学家伊万·克罗齐(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上提到,多拉·罗素推崇一种更加广泛的运动,支持将女权主义者的兴趣与科技进步统一起来。尽管她知道大众会本能地反感在瓶子里培养婴儿的理念,罗素依然坚称体外发育没什么特别的。至少,这不会比人类数千年来饲养动物、种植作物的生物干预行径更反自然。将女性的身体认作是生来神圣,这属于性别歧视。因为这一观点将女性排除在了科学与技术的恩惠之外。“他们谴责我们,因为我们寻求科技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痛苦,”罗素写道,“同时还告诫我们,回归大自然的婴儿床,将从遗失千年的痛苦中携回一种灵长类的欢欣和自由。”
尽管赫胥黎预测,人类到了1951年将会实现完全的体外发育。但是,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人造子宫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而且分散。对于这种未来技术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道德、政治后果的讨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当然,也有例外。1970年,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别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书中引用了霍尔丹和罗素的文章,认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生育职责外包给机器。如同之前的霍尔丹和罗素,舒拉米斯开始设想用人造子宫代替女性的身体,并且将其作为一场激进的乌托邦主义政治运动的基础——一场以机器为媒介的女性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