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唐纳德·奥罗克( Donald O’Rourke )是一位神经外科专家,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佩雷尔曼医学院。他在用类脑器官(包括移植到啮齿动物的)研究一种恶性脑癌的治疗方案。类脑器官的伦理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说,“我研究的是一种15个月内就能要人性命的恶性疾病。现在,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先进的诊断工具来实时评估哪种治疗方案有效。依我之见,这就解决了伦理问题。”
当下,伦理学家和科学家正共同致力于制定适用于类脑器官的规范。与科学方面相比,伦理方面的讨论进展得很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已经主办了几起会议和工作坊,也有一些声音呼吁应该创立另外的监管委员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私下也有联系。格里利记得早在2013年就有实验人员写电邮寻求开放对话。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家阿利松·莫特瑞(Alysson Muotri)已经组织了会议邀请伦理学家、干细胞生物学家以及意识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