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尼图书馆内一块提示“保持安静”的标识(文中图片均来自 Rachel Nuwer)
回到书页上那个“当代”,图书馆的光景自是不同今日。阿玛尼山研究站(Amani Hill Research Station,“amani”为斯瓦西里语中“和平”的意思)曾驻扎近百名员工,收藏为数众多的自然著作和学术期刊,是非洲闻名遐迩的科研圣地,更是世界级的学术中心。
好景不长。自上世纪 90 年代,年轻有为的研究者们要么离开这片大陆远赴海外,要么出卖自己的才能给国内由西方学者执掌的实验室。
通向阿玛尼山研究站的小路
为了探寻阿玛尼和其他同类机构的衰落之谜,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保罗·文策尔·盖斯勒(Paul Wenzel Geissler)组建了一支由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视觉艺术家和地理学家构成的团队,访问了非洲境内五座关键的研究所,它们曾帮助人类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盖斯勒相信,这恰恰代表了“故去的未来”——每个人都满怀希望、竭尽全力想要实现的未来。
中心实验室里的一张实验台和实验设备
西迪奇说,科学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与资助力度紧密相关。二战后,线性创新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在美国、欧洲、苏联及包括非洲在内的诸多地方流行起来。其核心观点认为:增加上游基础研究的投入将直接增加下游创新的产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政府投注了巨额的资金,帮助创造了阿帕网(Arpanet)——这一因特网的前身和其他众多创新事物。
美国政府已不再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而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课题,正变成彻头彻尾的禁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