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各种学术不端的“康复中心”：犯过错的科学家还能被原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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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治各种学术不端的“康复中心”：犯过错的科学家还能被原谅吗？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2018年05月28日是本文发布时间是这个时间。下面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专治各种学术不端的“康复中心”：犯过错的科学家还能被原谅吗？
                               
                                2018 年 1 月，在华盛顿大学校园里一幢两层楼高的砖砌建筑中， 4 名科学家安安静静地坐在无窗的教室里。圣路易斯（St. Louis）又阴又冷，有人把长方形的课桌围成了一圈。所有人的目
                               
                               


2018 年 1 月，在华盛顿大学校园里一幢两层楼高的砖砌建筑中， 4 名科学家安安静静地坐在无窗的教室里。圣路易斯（St. Louis）又阴又冷，有人把长方形的课桌围成了一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教室前排那个黑头发、戴眼镜的男子身上。
他说：“我们只用名字（first name）称呼彼此就好，现在让我们按座位顺序，承诺对本次谈话内容严格保密。先从我开始：‘我叫吉姆（Jim）’…”
另一个声音随着响起：“我叫约翰（John），”其实这名生化学家的真名并不是约翰。“我保证对在这里所谈论的一切都严格保密。”其他科学家也依次重复了这句话。
我们就称呼他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吧。这些人来圣路易斯并不是为了讨论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也不是为了学习某项新的实验技能。他们从事的领域相差甚远，对彼此的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些科学家到这来是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有过学术不端行为。那个让大家都发誓保密的眼镜男吉姆·杜波依斯（Jim DuBois），会监督大家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杜波依斯的项目有时候也被称为“研究人员康复营”，然而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绰号。来参加这个为期 3 天的“职业精神与诚信研讨会”的科学家都犯过错误：从写错动物实验报告，到人为美化图片、捏造数据，甚至抄袭。这些都不是特别重大的违规行为，却也不可小觑，研究机构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变。
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引人注目的“科学奇迹”过一段时间就会抢占头条：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曾宣称能够诱导正常体细胞表现出干细胞样行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之后的调查发现她捏造了实验数据。米歇尔·拉库尔（Michael LaCour）宣称自己分析出如何改变人们对同性婚姻的看法——结果他伪造了调查结果。保罗·马基亚里尼（Paolo Macchiarini）提出能用一种塑料软管来代替气管，但实际上在 9 名患者身上进行手术前他从未对该装置进行充分测试，移植造成 7 人死亡。
这些大规模、涉及犯罪的欺诈事件虽然令人神经紧张，但毕竟只是个例。更常见的是有损科学荣誉的情况，通常是普通研究者的某些过失：抄袭、篡改图片、编造数据等。因此，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都会被涉事科学家的所属机构低调处理。这就是杜波依斯和他的“研究人员康复营”的工作重心。
专治学术不端的“康复营”
杜波依斯的康复营始于一种信念：任何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在对与错之间挣扎、本意不坏却不得已而为之的科研人员。科学努力用有条不紊的实验和重复性验证来消除那些不易被发现的错误或偏差，但主导科学研究的依旧是人类，所以差错仍然不可避免。
杜波依斯是华盛顿大学医学系的教授，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科研伦理和医学伦理问题。他和同行共同编写出版了一本科研伦理案例研究的书，还独立创办了一档期刊，探讨诸如双性儿童性别分配手术这样的伦理敏感问题。
凭借十多年的辛勤研究，杜波依斯已经成为华盛顿大学科研伦理方面的专家，享有很高的声望。学校管理层也逐渐开始要求那些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研究人员来他办公室谈话。这类事情的开头总是相似的：“有个科学家总是惹麻烦，我们找他谈话很多次了，可他依旧我行我素。”接下来，他们就请杜波依斯帮他们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但杜波依斯从没答应过。
抛开自己的专业，杜波依斯想不出什么能“修正”这些科学家行为的方法。他的研究显示，那些通常在学术机构作为防范性措施而存在的诚信训练，对科学家们未来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直到 2011 年，他看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款支持新的道德训练研究项目，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一个创立新事业的机会。
需求已经近在眼前了：也许和那些他之前回绝的、有过学术不端行为的科学家谈一谈，会让他们变得更好。毕竟，有谁会比一个刚经历过丢脸又耗时的调查的科学家，更急于改变呢？
18 个月后，也就是 2013 年 1 月，杜波依斯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他与几个心理学家和研究诚信的专家一起组织的这个项目不是“法规学习班”，而更像一种“集体治疗”。这项活动已经在杜波依斯的组织下开展了 12 期，对来自 33 个不同机构的 52 名科学家进行了“诚信治疗”。史密斯他们在第 11 组。

图片来源：The Biomedical Scientist
你为什么要做一名科学家？为参加者准备的水果和小点心还没有被动过，而史密斯和同组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已经依次完成了自我介绍。杜波依斯对屋子里的参加者说：“这不是一个伦理课程，我们不会针对科研责任等老生常谈的话题进行培训。”枯燥的说教被取代了，他们会一起找出阻碍了这些科研人员遵守学术准则的“绊脚石”，进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在每个人都发誓对活动内容保密之后，杜波依斯向小组抛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一名科学家？”
史密斯率先发言。从记事起，他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了。他说，小时候解决数学问题纯粹是为了好玩，只要自己能拿到的东西就一定会拆开琢磨，让他父母特别头疼。他只是想搞明白世界运转的规律所在。当他作为一名生物化学研究生，研究出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一种新的蛋白质修饰技术时，那种喜悦无以言表。现在他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领导着一群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继续探索。
其他人发言的时候，史密斯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认真倾听。在此过程中，杜波依斯不着痕迹地引导着谈话，慢慢将每位科学家的实验室文化、他们存在的偏见和研究室潜规则勾勒了出来。过了一会，杜波依斯拿出一个生物识别设备，依次测量了三位参与者的心率，边测边教他们该如何处理压力。
下午四点半，第一天的“康复课程”结束了，窗外夕阳西下，但教室里没有窗子，也就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杜波依斯给这三位科学家留了作业：如实写下你被送来这里的原因。
史密斯的版本是这样的：他很高兴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但却很快被一堆行政上的杂事压垮了。他的实验需要人类被试作为研究对象，而这都需要在伦理委员会（ethics board）的批准和监督下进行。委员会会对实验的每一步进行评估，以确保所有被试都能受到安全、公正的对待。但有些时候评估过程繁琐且无用，史密斯有时会偷个懒。
终于在一个项目中，史密斯在一项被试实验流程上犯了错。他分别研究了患有两种不同疾病的被试，但这两类疾病极为相似，因此他将本应毫无关系的两组实验结果放在一起，发表在了同一篇论文里。伦理委员会在一次学术审查中查出了这项过错。
在第二天，了解到其他人的故事后，史密斯意识到他们的过失都很类似，大部分科学家在某些时候都很可能犯过这种错误——他想得没错。在史密斯的小组之外，类似过失也是普遍存在的。在 2005 年一项对 3000 余名科学家进行的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有过至少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其中 6% 称自己“未能提供与自己先前结果相吻合的数据”。近 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绕开了“人类被试研究中的某些次要方面”。

被规则重重围困的科学家
杜波依斯的团队在第二天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来分析三人的故事。第三天，杜波依斯帮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可以定期开组会，或者制定一个组内数据管理的标准。杜波依斯说：“我在每个人离开前都会问一遍，‘类似的事还会发生吗？如果下次你实验室里的成员捏造数据，被你抓到了，你会怎么处理？”
史密斯回家后便开始制定新计划，以防遗漏掉重要的细节——至少他和他所在的研究所是这么希望的。这也是杜波依斯为所有科学家制定的目标：提出能管理科研压力复杂性和紧张感的认知技巧和可行计划，帮助大家更易遵守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制定的科研规范，尊重数据审查过程。培训还有一个好处：参加培训表明这些科学家正在实际行动，这对科学家和他们所在的机构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保证。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审查委员会主任尼谢尔·柯布（Nichelle Cobb）已经向这个项目推荐了 3 个参与者。对她来说，这是对犯错科学家们的一记警钟：“该计划中有一环是鼓励犯错的人自我反思，很多科学家干劲十足，成果丰硕，但他们之前可能并没有学习过这类技能。”花几天时间讨论自己的弱点，学习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对他们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经历，而且她还发现，这有助于缓和科学家和审查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杜波依斯并不奢望他的学生再也不犯类似错误，也没有期待史密斯的新计划万无一失。但他希望下一次——如果还有下次——史密斯不会再怪罪那些繁重的审查。他会尊重规则，积极改变。
反对的声音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科学家在诚信问题上还能有“下次”。杜波依斯的项目被《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这样的著名科学期刊和媒体广泛报道。杜波依斯希望传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这很容易发生在你身上。”可许多人并不认同。
“杂志社收到的恶意邮件数量惊人，”杜波依斯说道。“科学家们评判同行时很极端，不是英雄就是骗子，从没想过这些犯了错的人其实和他们是很相似的一类人。”
报道杜波依斯“研究人员康复营”的新闻评论区一样热火朝天：“别让他们继续科研了。”“把败类踢出去。”“凭什么把钱投给骗子?”“把作弊的废柴清出科研界。”评论区里，这些学术不端的科学家就是异类：他们玷污了科学的声誉，还把本应拨给优秀同行的经费骗取到自己手里。”《撤稿观察》中有人如此评价杜波依斯的项目：“这些人虽然学术水平高，却不研究点有用的事，别让他们继续浪费研究经费了。”
有趣的是，犯下学术不端错误的科学家和那些义愤填膺的反对者的一系列行为的动机，竟然都是资金不足。对参与杜波依斯康复项目的科学家的调查发现，72% 的人表示他们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本原因是负荷过重，人手不足。这也引出了对杜波依斯项目的主流批评:他只关注怎么去引导科学家，却对造成这一切的大环境置之不理。

图片来源：Matt Murphy Illustration
蒂尔堡大学综合研究中心（Tilburg University Meta-Research Center）、主要研究如何减少人因科学失误的博士生布吕根·维尔德坎普（Coosje Veldkamp）说，“科学家们的研究会受到周围环境甚至整个科学体系的影响，不减少外界的压力，单单让科学家们通过改变自己来应对这些问题，实在是太难了。”此外，她补充道，导致这些学术不端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并不能只依靠科学的手段去分析。她认为应该先做好调查研究，再开展这类“康复治疗”项目。
引起学术不端的原因多种多样。刚退休的科研诚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副主任约翰·达尔伯格（John Dahlberg）认为，抄袭这种最常见的不良行为，经常在某些国家的研究生身上发生，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错的。事实上，参与超过半数参与杜波依斯项目的科学家出生地都不是美国。达尔伯格基本认同杜波依斯的观点，即做过错误决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个丧失职业道德的科学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此观点。
积极的代言人鲍里斯·科沙斯基（Boris Kosharskyy）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2015 年，来自乌克兰的科沙斯基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School of Medicine）做麻醉师已经有 5 年了。他还是个多产的研究者，著有许多书籍和论文。有一天，系主任转给他一封来自某个期刊编辑的电子邮件，通知他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出了问题。
邮件写道：“本刊查出，您之前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将被撤稿。”科沙斯基十分吃惊，因为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十多年，而他也确定自己从未抄袭过其他人的文章。可事实摆在眼前：论文中有几段与另一篇论文一模一样，且没有标注引用。初中生都看得出来这确实是抄袭。
科沙斯基认为涉嫌抄袭的人不是他，而是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但那个人已经退出了学术界，所以问责落到了科沙斯基头上。学院的调查让科沙斯基感到孤独:“我没法跟朋友倾诉，他们也爱莫能助。这一年半的经历让我十分痛苦。”系主任安慰他说这不是学院里的第一起抄袭，但没有一个同事站出来和科沙斯基分享被调查的经历。科沙斯基觉得他们都羞于提起这件事。
科沙斯基说：“我开始以为需要找个律师应对接下来的听证会，律师代理费是 1000 美元/小时，我觉得我可能得把房子卖了”后来他知道不会有法庭审判，但他得花几千美元去一趟圣路易斯——学院想让他参加杜波依斯的“学术康复训练”。
一开始科沙斯基对时间和金钱上遭受的损失很是不满。但训练开始后，他终于能和别人吐槽自己的遭遇了，于是释然取代了怨恨。
他说：“没人会说‘天哪，你为什么这么做?’而会说：‘这个错误能纠正吗？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研究组内的文化应该如何改善？’”这个项目逐渐让他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抄袭事件，并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公开自身经历的参与者之一。
从圣路易斯回来之后，科沙斯基兴奋地组织了一系列关于抄袭的讲座，每天早上 7 点进行。这个时间“人们本来该在睡觉”，但有了讲座之后 “他们却来拍下我的幻灯片，向我提问。讲座结束后他们若是在走廊里碰到我，还会问我更多的问题。”科沙斯基说道。现在他组织了一个小组，准备下次在全国麻醉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esthesiologists）的会议上探讨论文抄袭问题，分享他们学到的东西。科沙斯基说:“我正在核查最终结果，准备在参会之前先给住院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讲一讲，努力传播这种责任文化。”
继续前行科沙斯基是杜波依斯康复训练营的模范学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言人。但他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种训练真的有用。如果他的故事是真实的，他并不是那个抄袭的人，那么他那些杜绝抄袭的讲座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科学家起不了太大作用。他的讲座甚至没有告诉你，训练对像史密斯这样因忽视细节而犯错的“准罪犯”起到了什么作用。杜波依斯指导过的科学家真的变得更诚实、更仔细了吗？
杜波依斯知道先前那些纠正科学家不规范行为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有时他们的行为还会变得更糟。在第一次课前的早上，杜波依斯还在和一起设计课程的同事们探讨，他是否应该把参与课程的科学家按资历分开，以防“初犯”不会被那些以投机取巧为生的“老油条”带坏？他会不会只把“烂苹果”擦了擦又放回去了呢？事实上，杜波依斯自己也不确定这样培训好不好。他对这些即将参与课程的科学家们都没什么了解。如果他们真的是“烂苹果”，那该怎么办？
但第一次课后，杜波依斯逐渐确信课程确实对学生们产生了影响。但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杜波依斯不会依赖偶然结果。他和同事们一起通过后续调查和电话反馈，跟踪他们的学生是否出现了有统计学意义的行为变化（调查结果将于不久公布）。当然和优秀的科学家们一样，杜波依斯也很快指出了研究结果的局限性：数据都是自我报告的，他们缺乏对照组。
但不论有没有可靠的数据，杜波依斯对自己的工作都充满信心，他希望将课程扩展到其他国家，并把每年圣路易斯的课程量增加一倍，达到 6 次。他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科学家需要课程的帮助。
史密斯同意他的看法:“规则不会无缘无故地被制定出来，你得明白规则是有真实目的的。”从圣路易斯回来后，他一直努力给实验室的其他人灌输这样的观点，甚至在实验室中指定了一个成员，专门负责检查实验是否合规。
杜波依斯在本月结束了学习班的第十二次课程，送走了又一批（也许）已经改过自新的学生。下次课程将于明年 9 月进行，杜波依斯已经准备好迎接又一批科学家的“黑色秘密”，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指导他们对抗人性的弱点。
翻译：贾晓璇 编辑：魏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