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瑮(1883~1944)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第一代物理家之一,他很可能是其中第一个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夏元瑮曾在广东省政府的资助下就读于耶鲁大学。1907 年毕业后,他进入柏林大学跟随 Max Planck、Heinrich Rubens 继续深造,1912 年回到中国。随后他在北京大学任六年理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理学院院长)。值得注意的是,1919 年回到柏林并通过普朗克介绍见到爱因斯坦(Einstein)前,夏元瑮并没有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夏元瑮早期对相对论的抵触大约是受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教授 Herny Bumstead 的影响。然而在1919~1921年间师从爱因斯坦后,夏元瑮成为了一名热情的相对论拥护者。他在中国做了大量演讲,发表了许多文章,阐释并推崇爱因斯坦的理论。1921年,他首度将爱因斯坦唯一的畅销书《狭义与广义的相对论浅说》(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ies)翻译成中文。
夏元瑮
夏元瑮对中国上世纪 20 年代初的“相对论热”贡献良多。他的耶鲁校友张大椿(1883~1978)1909 毕业于电气工程专业,1913 年加入北京大学理学部,并于 1920 年任物理系主任。这二人留美期间都仅获得了Ph.B.学位(Bachelor of Philisophy,相当于本科学位,译者注)。
王守竞于 1925 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随后于 1926 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Masterof Arts)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那他同几个好友和研究生同学加入了由 I. I. Rabi 组建的小组,学习当时学校里尚无人讲授的新量子力学。1927 年 12 月,王守竞提交了他的毕业论文《新量子力学下的常态氢分子问题》,整个哥大没有人能指导他。不过他仍然在 1928 年 6 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最早专门以量子力学为论文题目获得博士学位的五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王守竞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指导教师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甚至获得了 1928~1929 年度的国家研究奖金,使得他回国前得以到威斯康星大学和 J. H. Van Vleck 共事。在1929~1933 年间,王守竞先后在浙江大学与北京大学执教。
周培源是王守竞在清华的同学与好友,他先在芝加哥大学用两年的时间成功地取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而后于 1927 年初前往加州帕萨迪纳。在加州理工学院,周培源与 H. Bateman、B. Podolsky 和 E. T. Bell 共事,并在 Bell 的指导下完成了有关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学位论文,只比王守竞晚一天拿到了博士学位。他 1928 年夏拜访过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的物理学家后,于秋天前往欧洲,到哥本哈根拜访了 Niels Bohr,在莱比锡与 Werner Heisenberg(和 I. I. Rabi一起)、在苏黎世与 Wolfgang Pauli 做博士后,直到1929年回到清华大学。在这以后的 23 年里,周培源是清华理论物理学的唯一带头人。但面对日本的侵略,周培源于1937 年末将研究课题从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转为湍流方向,期望研发出可应用于国防的科技成果以报效祖国。分别专攻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王守竞与周培源,本应成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的一对理想的带头人,但可惜,均迫于日本侵华的压力而放弃了自己前景美好的研究项目。
王竹溪从剑桥大学归国后,在昆明指导了杨振宁的硕士论文,并激发了杨对统计物理学毕生的兴趣。Paul Dirac 在将张宗燧带到 IAS 前曾邀请他于 1946~1947 年到剑桥大学讲授量子场论;几十年后,杨振宁称赞张宗燧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彭桓武与 Max Born 合作密切,并在 1945 年接替 Walter Heitler 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助理教授,这大概是第一个获得欧洲教授职位的中国人。林家翘成为了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学院教授,他曾在1972~1974年任工业与应用数学协会的主席,并于 1979 年跻身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动力学奖项的第一批获奖者。胡宁在 Paul Epstein 的引荐下于 1943 年秋从加州理工学院来到 IAS 与 Pauli 共事,而 Pauli 对他的激励使胡宁成为了首个“利用EIH处理引力辐射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