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大脑演化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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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大脑演化的副产品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2016年05月11日是本文发布时间是这个时间。下面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上帝是大脑演化的副产品
                               
                                尽管宗教门类繁多，但几乎所有宗教都相信同样的事情：灵魂、来世、圣迹以及神创宇宙。这为我们提供了宗教认知起源的线索。
                               
                               


  

上帝没有死

小时候，我的拉比（rabbi，犹太社团中的精神领袖）相信住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的某位人物就是弥赛亚（Messiah， 犹太教中的救世主），还相信世界即将终结。他相信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化石记录都是大洪水（the Great Flood ）带来的。他能描述来世的模样，解答孩子们关于希特勒灵魂归宿的问题。

我的拉比并不是疯子，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智者、教师和学者。但他的观点令我奇怪，甚至不舒服。和许多世俗之人一样，我习惯把宗教视做精神生活的给养，视做超然、宽容、爱、慈悲与善举的源头。可是，一旦论及自然世界，宗教就让我觉得不对劲——超自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些拒绝超自然信仰的人很容易赞同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的观点：同时给予科学和宗教尊重和尊敬的最好方法，就是意识到二者的“辖区互不重叠”——科学负责事实，宗教负责价值。

但不管怎么说，宗教不仅是一套道德准则，也不只是一种模糊的超然存在。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 1871 年想通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信仰神灵和超自然是“对宗教最狭窄的定义”。在我成长的文化中，拉比的主张只是一种少数派观点；然而就是这些关于神创宇宙、世界终结、灵魂归宿的观点，定义了数百万人理解并实践着的宗教。

美国是信仰超自然的典型国家。这里几乎人人信上帝（某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是96%）。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相信神迹、恶魔与天使，大多数人相信来世。在被问及关于来世的细节时，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死后会与家人重聚，会见到上帝，他们对此的理解不像“我们将在他人的记忆或我们的善举中永生”这么含糊。伍迪·艾伦曾说：“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得永生。我想通过不死来得永生。”大多数美国人正是这么期望的。

再来看看科学家。比起其他人，他们信仰宗教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差距不大。1996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了科学家是否相信上帝，调查者对上帝进行了严格的定义，问卷中没有诸如“我相信所有存在的事物”或“我相信未知的美丽事物”这种拐弯抹角的试探，而是强调一个真正神圣的上帝、一个信徒会向其祷告并得到回答的神明。大约 40% 的科学家表示相信这样一种神，而这个比例和 1916 年的调查结果相似。只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样的精英科学家中，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才占大多数。

这些事实令那些视超自然信仰为落伍文化的人颇为尴尬，他们本以为科学发现和普适价值观的传播会迅速瓦解这种信仰。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宗教情结，一个基于演化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理论。
  
鸦片与兄弟会

宗教肇始于人类发现人生多艰之时——这是对宗教起源的一种传统解释。罪恶无处不在，挚爱的人终将逝去，我们自己亦然，时间或早或晚，过程很可能非常痛苦。除了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不堪、残忍和短暂的。如果人生真存在什么更伟大的意义，人们也很难发现它。

因此，也许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把宗教当做一种抚慰存在之苦的鸦片。正如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所说，人“无力应对混乱”，超自然信仰通过为人生提供意义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一种存在，我们是上帝精心的设计，也将为他服务。宗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弗洛伊德将其总结为宗教信仰的“三重任务”：“驱除人对自然的恐惧；使人在面对残酷、特别是有关死亡的命运时变得顺从；还必须补偿文明生活给人们施加的、普遍的苦难与艰辛。”

宗教有时会发挥以上所有作用，谁也不能否认这为宗教的存在提供了部分解释。事实上，神学家有时会用这样的例子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宗教：如果你渴求目标、意义、永恒的生命，除了信仰上帝，还有什么办法？

认知科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提醒我们，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无法从自己不能接受的假设中获得慰藉。饥肠辘辘的人不会只因为相信他刚吃完一顿大餐就高兴起来。只有在人们确实相信天堂存在的情况下，宗教才能带来安慰；一个完善的宗教理论首先要解释的就是这种信念为何存在。

同样，宗教鸦片论最适用于我们最熟悉的一神宗教，但许多教徒信仰的不是独一位的、绝对智慧公正的神，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每个社会都相信灵物（Spiritual being），但这些灵物往往愚蠢或者带有恶意。许多宗教并不涉及形而上的或者目的论的问题，人们请求神与先灵解决一些世俗问题，像是如何获取食物以及如何处理尸体，而不是阐明世间万物的义理。有关天堂、正义、拯救的慰藉也只存在部分宗教中。（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宗教也不能总起到慰藉的作用。我认识一些年长的基督徒，他们小时候曾因害怕永堕地狱而备受折磨。）所以鸦片理论还是不能完美地解释宗教的存在。

另一种主流替代理论指向了社交：宗教让人们聚在一起，与那些缺乏社交的人相比，信教者因此获得了独特的优势。有时，这种观点表现在文化上，有时又以演化论的形式为人所知：适者生存没有作用在基因或个人层面，而是作用在在社会群体层面。无论是哪种观点都可以认为，宗教之所以兴旺，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其他人发展得更好、更长久。

在这种角度上，宗教就是一个兄弟会，而这是一个更深层的类比。兄弟会常常为了灌输忠诚与奉献精神给新手一些试炼任务，而宗教也有痛苦的入会仪式，比如割礼。许多宗教还有限制饮食和穿着特定服饰等令人费解的规矩。一旦把这些规矩看作维护群体团结的途径，它们的存在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兄弟会”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宗教对异教者特别残忍，对叛教者更是充满了愤怒。在《旧约》中这一点很明确，“善妒的上帝”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你要杀了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你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旧约，申命记》13，7 :11

这一理论几乎解释了关于宗教的一切——除了宗教所宣称的东西。仪式和牺牲的确可使人们团结，这些人很可能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更有优势。但这个过程为什么一定需要宗教参与？为什么非要引入神、灵、来世、神迹、神创论等等概念？该理论没能解释我们最关心的超自然信仰问题。

灵与肉

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激发了科学家的研究热情：宗教的出现不为达到任何目的，它只是意外产生的。

这不是价值判断。从演化的角度看，生活中很多美好事物都是意外。有时人们付出金钱、时间甚至献血来帮助远在他国的那些永远不会见到的陌生人。若是考虑个体基因的传播，这将带来惨痛的损失，是无意义浪费资源的自杀式行为。但这种行为的根源并不是什么神迹，远距离的利他主义很可能是其他适应性特征的产物，例如移情和抽象推理等。就像我们从绘画或电影作品中得到的快乐对生殖繁衍也没有多大用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们的眼和脑为了对现实生活中的三维物体做出反应而演化，但也能用来欣赏画布或荧幕上的二维投影。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方式解释超自然信仰。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贾斯汀·巴雷特（Justin Barrett）和德博拉·凯莱门（Deborah Kelemen）等认知科学家和我的研究，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宗教是意外的产物”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个版本，起源于一种理念：人类思维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即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存在分别。纯粹的物理对象，比如石块和树木，服从牛顿运动定律。扔一块石头，它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在空间飞行；把一段树枝放在地上，它不会消失、跑开或者飞入太空。而心理性的存在——比如人，拥有思想、意图、信念、目标和欲望，会因为个人意愿和一时兴起，有意料之外的行动，他们可以追逐或逃跑。同时，两者还有一种道德上的差异：石块无善恶之分，但人有。

人类认知中对物理性与心理性的区分源于什么？是我们通过经验习得的，还是以某种方式预先设定在我们大脑中？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是研究婴儿。由于宝宝不会说话，并且缺乏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要了解他们的想法非常困难（这比拿老鼠或鸽子做实验还难，因为婴儿不能走迷宫或者啄控制杆）。但研究者通过给婴儿看不同的物品，记录他们目光停留的时长，完成了实验。这一方法利用了这样的原理：和我们一样，婴儿的目光会在那些他们认为反常、奇怪的事物上停留更久。

研究者由此发现了一系列惊人的现象。六个月大的孩子明白物体是服从重力的：把物体放在桌子上，如果移开桌子物体却留在原位（用隐藏的线拴着），宝宝们会很惊讶——他们期待物体会掉落。他们认为物体是实在的，和现在一些心理课堂上所讲的不同，婴儿知道即使物体被藏起来也不会消失。（让婴儿看到一个物体，然后把物体藏在隔板后，过一小段时间移走隔板，如果物体不见了，婴儿会很惊讶。）五个月大的孩子甚至可以做简单的算术，他们明白如果第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一起放在隔板后，当隔板拿开时那里应该有两个物体，而不是一个或三个。其他实验发现猕猴、绢毛猴等非人类灵长动物也有相同的数字理解力，狗也有这种能力。

婴儿在理解社交世界方面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早熟。新生儿更喜欢观察人类的面孔，他们最喜欢听到的也是人类的声音，尤其是自己妈妈的。他们很快就能够识别出不同的情绪，比如愤怒、恐惧和开心，并做出适当的回应。一岁以前他们就能知道别人的目光落在哪里，并且通过注意他人情绪来学习；如果一个宝宝正爬向一个可能有危险的地方，这时大人做一个恐惧或者厌恶的表情，他们就会知道要远离那里。

怀疑者可能会认为，这些社交能力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原始反应，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婴儿对此有着更深层的理解。比如，十二个月大的孩子看到一个对象在追逐另一个对象，他们似乎能理解这确实是在追捕，而目的是捕捉；他们期待追赶者沿着最直接的路线继续追逐下去，而如果事情没有这样发展，孩子会感到惊讶。在我与皇后大学心理学家瓦莱里·库尔迈耶（Valerie Kuhlmeier）、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凯伦·韦恩（Karen Wynn）一起完成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幼儿看到电影中的角色 A 被 B 所救而 B 又被他人所伤，幼儿会期待角色 A 帮助B，避开施加伤害的人。

我们可以把婴儿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理解看做其大脑中两台截然不同的计算机，它们运行不同的程序、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两种理解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同，社会性理解出现得较物理性理解更晚。两种理解在人类史前的不同时期演化出来，许多其他物种也表现除了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但人类的社会性理解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适应能力，某种程度来说可能为人类所独有。

这两种系统的差异在自闭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闭症是一种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缺乏社会认知。自闭症儿童通常在交流（大约有三分之一根本不讲话）、想象（他们往往不会参与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游戏）和大多数社交中表现出障碍。他们不喜欢别人陪伴、不愿拥抱、难以接触。在极端情况下，自闭症儿童视人如物——一种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运动、发出意外噪音的物体，因而相当可怕。他们对他人心理的理解存在缺陷，尽管他们对物质对象的认知是完好的。

在这一点上，“宗教是意外的产物”的理论没有涉及超自然信仰。婴儿有两种系统，这两种系统以冷酷、理性的方式帮助他们预测和理解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实体，等他们长大，就能操纵这些实体。换句话说，两种系统的出现都是生物适应的结果，它们给予了人类处理身边的人和物的优势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人类迫切需要的。但是，两个系统在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出现了分歧，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宗教的基础。首先，我们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灵魂的肉体以及没有肉体的灵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和来生。其次，我们的社会理解系统把工作做过了头，它可以推测出并不存在的目标和欲望。泛灵论和神创论者因此出现。

天生的二元论者

对那些没有自闭症的人来说，以上两种机制的分离——一种用来理解物质性世界，一种用来理解社会性世界——导致了经验的二元性。我们所体验的物质世界与目标和欲望的世界是分开的。随之而来的最大后果影响了我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方式。我们是二元论者，直觉告诉我们，身体和意识、大脑或灵魂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认为“身体”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占据、掌控、拥有了身体。

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这种二元性显而易见。我们把人视为独立于身体的存在，因此就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情境：人的身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其人格依旧完整。卡夫卡想象一个人变成了大虫子；荷马描述了人变猪的困境；《怪物史莱克 2》里怪物变成了人，驴变成了马；《星际迷航》中诡计多端的恶棍强行占用柯克船长的身体，对舰队发号施令；在《偷尸贼的故事》里，安妮·莱斯（Anne Rice）讲到一个吸血鬼和一个人类同意交换一天身体；而《女孩梦三十》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三十岁的珍妮佛·嘉纳（Jennifer Garner）。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不是事实，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作品。它们符合我们的直觉：人可以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相似的转换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中也能看到。

灵魂能从躯体中分离的看法与科学理念完全相悖。对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来说，脑是精神生活之源，我们的意识、情感以及意志都是神经过程的产物。一个时常出现的理论是，思维就是大脑的活动，在此我不再赘述类似的理论。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描述思维过程之原理的理论，有些学者甚至怀疑我们永远无法找到这样的理论。但科学家都不接受笛卡尔“思维不需要大脑参与”的二元论，能否定这种观点的证据太多了。

但是，即使是从未受过宗教训练的人甚至年幼的孩子，都会感觉二元论说得通。一天晚上，我与六岁儿子的争论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让他去睡觉，但他说：“你可以让我去睡觉，但你没法让我睡着。我的大脑我做主。”这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问他大脑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显示出了一种有趣的割裂。他坚持认为大脑参与感知，即看、听、尝、闻，而且思考是大脑的职责。但是他又说，像梦、悲伤或者爱他的兄弟这些事，大脑就不是必不可少了。“这是我的事，”儿子说，“虽然我的大脑会给我提供帮助。”

儿子的想法不是特例。我们的文化告诉他们大脑参与思维，但他们对此只狭义地理解为“有意地解决问题或者思考学术”。他们不觉得大脑是意识经验的来源，不觉得大脑就是他们本身。他们把它当做负责认知的工具——有了一个人，然后又了他的大脑，他就像使用计算机一样用它来解决问题。在这个常识概念下，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大脑是“灵魂的便携式电脑”。

如果灵魂与肉体可被看做是分离的，就会存在没有灵魂的躯体。尸体可以看做是有过灵魂的躯体，大多数东西——椅子、杯子、树——从来没有灵魂、意志或意识。一些非人类动物也是这样，比如笛卡尔口中的“野兽机器”或复杂的自动机。一些人造生物，像工业机器人、海地僵尸、犹太傀儡，也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缺乏自由意志和道德情感的存在。

然后还有没有躯体的灵魂。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相信上帝创造宇宙、显示神迹并聆听祷告。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拥有无限的仁慈、公正和怜悯，但他没有所谓的身体。有人还相信另一种不那么无形的存在，认为它们能够暂时维持外形或者会占据人和动物的身体：天使、鬼魂、幽灵、女妖、恶灵和耶稣常从人身体里赶走的恶魔都是这样的例子。

这种信仰系统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人死后可以继续存在。大多数人相信肉体被摧毁时灵魂会继续存在。它可能升入天堂、下到地狱，进入某种平行世界或者占据其他人或动物的身体。事实上，许多文化相信世上到处是祖先的灵魂，死亡让灵魂从身体中解放。我们可以想象肉体被摧毁、大脑停止工作、骨头化为尘埃，但很难甚至不可能想象我们会彻底消失。“没有肉体的灵魂”这一概念于是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还有人认为，与其说我们是二元论者所以相信来世，不如说是我们是因为愿意相信存在来世而成为二元论者。弗洛伊德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灵魂之说”是为了解决死亡问题而出现的：如果灵魂存在，意识经验就不必消失。或者，相信来世的动机来自文化层面：我们相信它，因为宗教权威这么告诉我们，可能这样的观点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人们因相信善恶有报而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但也有理由可以支持“宗教是意外的产物”理论。

在一项重要研究中，阿肯色大学的心理学家杰西·白令（Jesse Bering）和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比约克隆（David Bjorklund）借助一系列图片给小孩子们讲了一个鳄鱼和老鼠的故事，故事以悲剧结尾。“哦！鳄鱼先生看到了棕色老鼠，就要来找他了！”孩子们看到一张鳄鱼吃老鼠的图片。“好吧，看起来棕色老鼠被鳄鱼先生吃掉了。棕色老鼠死了。”

实验者就老鼠的生物功能问了孩子们一些问题，比如“既然老鼠不再活着，他还需要上厕所吗？他还能听到声音吗？”，还有一些关于老鼠精神功能的问题，比如“既然老鼠死了，他还会饿吗？会想到鳄鱼吗？会想回家吗？”

不出所料，当被问及生物学特性时，孩子们可以理解死亡带来的影响：不需要上厕所，耳朵听不到了，大脑也不工作了。老鼠的身体死了。但被问及心理学特性时，大半的孩子认为它们将会继续存在：死去的老鼠可以感受饥饿，可以有思想、有欲望，灵魂尚存。而且孩子比成人更相信这一点，这说明，尽管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文化来挑选特定形式的“来生”（比如天堂、轮回、精神世界等），但人对于来世的理解很可能不全是习得的，它是我们对世界与生俱来的理解的副产品。

演化让我们成为神创论者

故事只讲了一半。我们的二元性使我们会思考超自然事物，这能解释这类概念为何而来。但还有一个因素使超自然颇具吸引力、甚至变得不可抗拒。那就是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所说的“过度社会认知”。我们会看到“目的”、“意图”和“设计”，即使它们并不存在。

1944 年，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y-Ann Simmel）做了一个简单的电影，他们利用几何图形（圆形、方形、三角形）的规律运动讲了一个故事。人们在根据电影描述这些图形时，本能地把它们当成了有目的和欲望的特定人群（施暴者、受害者、英雄），并能很准确地理解出心理学家想讲的故事。进一步研究发现，不需要有界图形，只要电影主角们不是单一物体——例如一团小正方形，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福特汉姆大学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格思里（Stewart Guthrie）是注意到这种趋势对于解释宗教思想的重要意义的第一个现代学者。在他的著作《云中的面孔》（Faces in the Clouds）中，格思里提出了一些轶事和实验来说明人们会将现实世界里的大量实物人格化，包括自行车、瓶子、云、火、叶、雨、火山和风。我们对标志性的迹象非常敏感，以致于我们会将意识赋予只不过是人造或偶然的事物。就像格思里所说，它们是“没有国王的新衣”。

我们对“目的”的快速过度解读，延伸出了一种“刻意设计”的认知。人们常常不能察觉事物的随机性。如果你让他们看一段 0 和 1 的随机序列，他们会觉得这是刻意做出来的：看上去太有序了。9·11事件后有人声称在世贸中心冒出的滚滚浓烟中看到了撒旦。在那之前，面包上酷似特蕾莎修女的奇怪图案引起了骚动。2004 年 11 月，有人在 eBay 上贴出一块放了十年的烤乳酪三明治，它看上去很像圣母玛利亚，在 eBay 上卖了 28000 美元。（有搞怪的人贴出了带有奥尔森姐妹的三明治。）有人从收音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发出的静电干扰噪音中辨认出逝者的声音，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的电影《白噪音》就以此为题材。

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有时确实存在非随机和功能化的设计。我们的眼睛对设计如此敏感是有理由的，就像虫子不会无缘无故地长出树叶的颜色。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一书中传达了这一观点：“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它们看起来总像是为了某种目而设计出来。”道金斯还表示，在达尔文之前，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只是没有留心观察。

达尔文改变了一切。他的洞见能够让我们不依靠神圣的设计者来解释复杂的适应性设计。计算机可以模拟自然选择，事实上，模仿自然选择的遗传算法可以用来解决很多棘手的计算问题。我们从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自然选择——从加拉帕戈斯雀喙的大小的演化，到病毒的军备竞赛。

道金斯将自然选择理论作为人类最优秀的成就之一，这似乎是正确的，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存在。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理论。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相信人来自伊甸园。甚至在那些声称支持达尔文演化理论的人当中，也有人以各种方式曲解它，将其视作使物种趋于完美的神秘内在力量。（道金斯写道，似乎“人的大脑专为误解达尔文的学说设计。”）

达尔文有什么问题吗？他的演化论确实与一些人已有的宗教信仰冲突。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使万物得以存在。其他宗教使造物主或者造物主们的行为更具化，加入了诸如呕吐、生育、手淫、捏土造人的成分，就不需要随机变异或者适者生存了。

自然选择的真正问题是它和直觉不符。就像量子力学，在理智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当我们看到复杂的结构，就会把它当成信仰、目标和欲望的产物。我们理解社会的模式使我们很难从其他方面来理解问题。我们本能告诉我们设计总是需要设计者——反达尔文论者常常利用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小孩子身上发现神创论的影子就不足为奇了。四岁的孩子坚持认为万事万物都带有目的，包括狮子（“为了被养在动物园”）和云（“为了下雨”）。当被问及为什么石头是尖的，大人们会利用物理解释，孩子则会从功能性上讲，例如“这样动物就可以用它们来挠痒痒啦”。当被问及动物和人从哪里来，孩子们倾向于用有目的的造物者来解释，尽管他们的父母从没教过他们。神创论——以及人对神的信仰是与生俱来的。

宗教与科学将一直冲突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以上对宗教的分析是基于超自然信仰的，不适用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信仰。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其《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中对宗教发起了猛烈抨击，其中大部分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批判了他所见到的荒谬的事实主张以及怪诞的道德观点。然后他转向佛教，态度变为崇拜——这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最完善的方法论，它让我们发现意识的内在自由，不再为任何教条所限”。显然，这个宗教（如果有人愿意称其为宗教的话）不基于我们孩提时期就存在的二元论和神创论。

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是，尽管“神学正确”的佛教明确拒绝接受身心二元论和有超能力的非物质存在这些概念，佛教徒还是相信这些的。（哈里斯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一度抱怨数以百万计的视佛祖如耶稣一般。）另一方面，尽管许多基督教神学家愿意支持演化生物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承认达尔文演化论也许正确还上过合法的新闻头版）我们还是应清楚地知道许多基督教徒都认为演化论是无稽之谈。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人死时灵魂脱离肉体这一观念。虽然这种想法后来进入了犹太教，但《旧约》中没有提到过这种想法。众所周知，《新约》对于来世的描述也非常模糊，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从《哥林多前书》来看，灵魂进入天堂的想法与圣经相冲突。1999年教皇本人曾告诫人们不要把天堂想成一个实际的地方，而当成一种存在，一种与上帝有关的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大多数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相信有来世，事实上，那些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或多或少倾向于相信某个宗教。来世信仰在一些畅销书比如《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和《天堂旅游指南》（A Travel Guide to Heaven）中表现得很清楚。正如《天堂旅游指南》中提到的：

“天堂充满活力。这里到处是令人兴奋的东西。它是主为我们而造终极乐园，主知道享乐的意义，因为主创造了享乐。这里是迪斯尼乐园、夏威夷、巴黎、罗马和纽约的集合。而且永远存在！天堂就是永不结束的假期。”

（对我而言这有点像地狱，但显然它很对一些人的胃口）

当教皇接纳了演化论、佛教领袖对神经科学有所了解时，宗教权威和宗教学者们也经常对探索和接触科学产生兴趣。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自己的世界观更易为人接受，也担心宗教会和科学发现产生冲突。正直的人都不想捍卫一个明显错误的观点，所以宗教权威和宗教学者们往往为和解而认真努力——比如说尝试重新解读圣经，使其中的内容不与地球的年龄相冲突。

如果教徒从教会权威那里得到这样的宗教思想，后者的努力会使宗教远离超自然。科学观点将通过宗教团体传播。当宗教逐步被修正到和世俗的世界观相一致时候，超自然信仰就会消失。就像古尔德希望的那样，宗教将不再会阻碍科学的进程。

但是，这种假想的基础，是对超自然想法起源的错误解释。宗教教义确实塑造了我们的一些特定信仰；没有人生来就认为人类起源于伊甸园，或者灵魂在受孕那一刻进入体内，或者殉教者会在天堂得到处女作为奖励。这些观念都是后天习得的。但是，更广泛、更深刻的宗教信仰不是习得的，它们是我们思维系统的副产物，是人性的一部分。

撰文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翻译 彭瑛
审校 谭坤 寒冬 胡家僖

本文作者  保罗·布卢姆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儿童和成人对物理和社会世界的认知，他特别关注语言、道德、虚构和艺术。
  
原文链接：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5/12/is-god-an-accident/30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