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维成： 科学不应受到钱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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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维成： 科学不应受到钱的困扰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2016年03月21日是本文发布时间是这个时间。下面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崔维成： 科学不应受到钱的困扰
                               
                                崔维成希望，自己想到的“科学家+企业家”的模式，能为中国的科研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找到一条新的思路。
                               
                               


彩虹鱼无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海试现场。

很多人在中年之后都会缅怀逝去的理想，但还有少数人意在人生拐点处做一次伟大的尝试。

2009年8月，坐着科考船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崔维成就处在这样的拐点上，他的深潜事业正面临着功败垂成的危险。那是“蛟龙号”团队最艰难的时光，任何一次不谨慎都可能让这个计划被取消。当时，崔维成已经46岁，即便想重来一次，时间也不会给他机会了。

崔维成的理想是散步在全球那些深度超过6 500米的海下世界。这些被称为深渊的地方，在我们蔚蓝色的星球上一共有26个，总面积和中国领土差不多。要深入这些孤沉海底已经上亿年的世界，崔维成必须拥有出色的深潜设备，而研发这些设备需要庞大的资金。

人类对这片神秘莫测的领域所知极少，水面上的观察甚至对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无能为力。例如，苏联用声呐测得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是11 034米，但人类随后历次实地测量结果均没有超过11 000米，最后一次到达这里的人——美国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测得的深度只有10 898米。对于一个1万米左右的长度而言，136米可不是误差可以解释的。

中国原本在“十五”期间批准了一部分资金用来发展深渊探索技术，崔维成是这项资助的受益者之一。但到2007年深潜设备总装完成时，这笔资金就已经耗尽。作为当时中船重工702研究所的所长，崔维成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中，从其他项目经费中整整挤出了2 000万来支持深渊技术的研发，这才使团队得以保持，事业得以推进，否则多数人都没机会知道“蛟龙”号。

因此，2009年8月的这次海试对崔维成非常重要。那之前，他几经周转才获得了这次机会，这其实是一次关于科学问题的赌博：如果成功，深潜团队就能获得进一步研究的经费；如果失败，全部计划都将就此结束，没有意外也很难重来。

“那样一来，我的团队将失去竞争所有奖项的机会，很多研究也都没办法开展，大家真是名利全无，我这个所长就显得太失败了。”崔维成还有其他顾虑：“而且，我为了这个项目从其他项目中挤出了2 000来万的经费，这个项目要是没办法继续，就这一条就够定我罪的。”

失望没有到来，但崔维成还是决定换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研究，这种想法在2013年“蛟龙”号7 000米海试成功后变得更强烈了。“从‘十五’计划准备立项，我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7 000米海试，而我的理想是有一天可以到马里亚纳海沟。”2013年，崔维成已经50岁，这意味着他最多只有10年时间去争取财政支持来实现那批人的理想，卡梅隆深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新闻更是给崔维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感觉没机会走遍那26个世界之渊了。”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可以帮助中国科学家进行深渊研究的国际同行越来越少，这些人的经验、智慧和人脉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开展深渊研究的科学机构都非常重要。2013年时，第一个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唐·沃尔什（Don Walsh）已经 82岁，一直跟前夫比着谁先到马里亚纳海沟的西尔维娅·厄尔（Sylvia Earle）已经78岁，最年轻的是俄罗斯“和平”号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阿纳托利·萨加洛维奇（Anatoly Sagalevich），但也已经75岁了。

新的方案被崔维成称为“科学家+企业家”模式，其含义是企业家用初始投入和新的科技公司的盈利支撑一个科学基金会，科学家用这个基金会的资金推进科学研究，并将获得的科技成果给科技企业使用，这样就可以分阶段、分领域地推动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承担企业家角色的是崔维成留学时的同学吴辛。“我和崔老师虽是同门，但性格完全不同，他是那种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都要在实验室度过的人，我就比较喜欢多彩的生活，所以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辛说：“但我们都相信科学，也相互信任，知道怎样互补不足。而且，我们都是50岁的人了，都想把这作为我们最后的事业，我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就这样，彩虹鱼海洋科技公司在2014年3月成立。那之前，吴辛关闭了另外一家几百人规模的公司，事业重心从此彻底告别了工程设计。他想把彩虹鱼建设成一家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公司，“我和崔老师对于从海洋中获得的信息，其实都缺乏全面利用的经验。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技术提供给那些需要它们的公司。只要这些公司做好了，我们想穷也很难”。

至少在借助社会力量可以加快研究进程这一点上，崔维成的判断是正确的。2015年2月，也就是彩虹鱼公司成立一年后，工人才为海上移动平台“张謇”号切割钢板，这艘4 800吨级的母船也是全球惟一一艘万米深潜设备的配套移动科学平台。仅仅10个月后，工人就已经完成了总体建造工程的75%。这中间，深潜设备“彩虹鱼”还完成了一次4 000米的海试。

“你知道吗？中国有研究机构想建造一艘这个级别的科考船，结果光是立项就论证了10多年。”吴辛对这个速度相当自豪：“我这人本来没什么理想，但看到这样一艘大船这么快就出现在眼前，真是没有理想都不行。”吴辛现在正计划建造一艘破冰船，因为“张謇”号没有破冰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如愿在2017年来一场从极地到极地的深海探测之旅了。

如果一切顺利，崔维成将在2019年帮助沃尔什和厄尔实现他们的理想——来到马里亚纳海沟，那之后的工作将为彩虹鱼公司积累大量数据，这又会成为一段伟大创新之旅的源头。对于崔维成来说，这次胜利更值得铭记。因为那之后4年，他才年满60，“这可是拼命工作争取出来的4年。”崔维成说：“那之后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现在真的没有退休的概念了。”

《环球科学》：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深渊科学研究？你在上海海洋大学创立的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高校中第一个这类的研究中心，那它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

崔维成：海洋科学是观测性的科学，如果拿不到深海的样本，那就永远没办法开展对深海世界的研究。如果我们可以在深潜技术上取得突破，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深渊技术和深渊科学两个领域建立起优势，而且这项技术的研究成本与很多尖端技术相比并不高，用这些资金在两个领域建立起国际领先的学科，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和“蛟龙”号的团队以及筹备中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确实是竞争关系。但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在奋斗，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合作，这对国家绝对是有益的。

《环球科学》：从2009年的1 000米海试到2010年的3 000米海试，再从2011年的4 500米海试和2012年的7 000米海试，也就是“蛟龙”号大功告成那次，哪次实验的难度最大？

崔维成：最难的一次还是1 000米海试。那之前，我们虽然已经进行了50米海试和300米海试，但经验还是太少，1 000米海试的难度跨度又太大。而且，到海面以下300米的深度，我们国家就已经没有救援能力了。到了1 000米，真出了事故，那就是国际事故。

当时，我们这个团队没有水下测试的经验，水下通讯系统也不能用，但因为资金只够进行一次海试，我们都不愿返回基地。8个试航员中3个外借的被要求必须确保绝对安全，自己的5个试航员中还有3个不敢下水。最后，前面8次下潜都是我和另一个科学家每次带两个人下去。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样真出了事故至少好交待，领导都没了嘛。

幸运的是，这次海试虽然暴露出系统设计等方面的很多问题，但海试毕竟还是成功了。依靠这次海试积累的经验，我们重新设计了整套系统，完善了很多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结果，到3 000米海试的时候，所有问题都没有再出现，项目从那时开始就走上正轨了。

《环球科学》：“蛟龙”号获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功，你争取资金肯定要比以前容易很多了。所以，你比以前有更多渠道用来支持科研计划，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创立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崔维成：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意义的研究太多，但国家可以资助的项目非常有限。我想在60岁之前完成科研计划，所以我得保证经费。但在体制内，我做不到，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自筹经费。同时，中国有太多科技成果需要产业化，需要去造福社会。所以，我相信，不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对于研究还是创新，“科学家+企业家”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过，我没有在这个企业中占有任何股份，我和师弟吴辛选择相信对方，并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对方的事业。对我来说，我要求的是这家企业能够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来维持一个科学基金会。我希望团队的成员能因此不再受钱的困扰，从而逐渐成长为真正一流的科学家。

但是，我确实没办法让这些人成为富豪，我自己也不会成为富豪。如果因为产业化上的成功，这个基金会的规模真的变得很大，我也愿意支持更多希望进行很有意义的研究但很难得到体制内资金支持的科学家，我连这些奖项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张謇奖”或者“叔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