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 做中国的原创药物

UFO爱好者

王晓东： 做中国的原创药物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2016年03月21日是本文发布时间是这个时间。下面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王晓东： 做中国的原创药物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相信，自己创立的百济神州可以成为中国第一批研制原创药物的厂商之一。
                               
                               


王晓东和百济神州ceo欧雷强。

无论在哪个时代，罹患癌症都意味着非常可怕的人生经历。只不过在以前，癌症并没有在人类社会留下什么深刻的文化印记。这可能与人类的寿命有关：过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主要集中在瘟疫、天花、霍乱等恶性传染病、卒中以及肺结核上，过早的离世意味着人们几乎没机会亲历癌症带来的痛苦。但人们很早就知道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在一张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古埃及草纸上，清晰记录着人们对癌症的无奈：“无药可救”。

近年，王晓东的全部工作，都围绕着这种恐怖的疾病展开。事实上，这位科学家的全部职业生涯都与死亡有关：在创办百济神州之前，他用了20年时间研究细胞凋亡，以期为癌症等疑难杂症的治愈提供最基础的理论支撑，他在这期间的成就已经变成大学教科书的固定章节。

这代科学家之前，治疗癌症只有三种方法：手术切除、使用放射线杀死肿瘤组织（也就是放疗）、向人体内注射具有细胞毒性的化学物质摧毁癌细胞（也就是化疗）。但遗憾的是，这三种治疗方法都过于粗暴和粗糙，在癌细胞被消灭的过程中，大量正常细胞也都被消灭了。治疗结束后，病人寿命的延长很有限，生存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

为人类打开另一扇窗的当然是科学。事实证明，基础癌症研究为人类掀开的不是又一个假黎明，而是黑暗隧道尽头那片虽然模糊但分外珍贵的光明。这片光明就是“杀灭细胞模式”的新出路：以基因研究为基础，开发靶向性更强、毒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手段。

这需要长期坚定的大规模基础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医药是最典型的研发密集型产业，企业很少会针对终端市场的特点调整自身的研发战略和产品构成。为保证研发优势，医药企业通行的做法都是把最重要的研发部门放在本土，再根据不同市场的状况设置销售部门。因为只有这样，医药企业才能避免知识扩散和知识外溢。同时，已有企业已经构筑起巨型进入壁垒：现在，真正的新药研发通常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和数亿美元的投资。作为这一现实的结果，中国目前拥有约12.2万个化学药物批文，其中95%以上是仿制药。

王晓东相信自己创立的百济神州可以成为中国第一批研制原创药物的厂商之一。这部分源于王晓东有着组织团队进行基础研究的丰富经验，他知道怎样用有限的资金快速推动团队成长，并尽快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成就。自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以来，这个体制外团队的成长就为人瞩目。

2011年，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面向全球开放“国际青年学者”项目，700多人参与此次竞争，最终共有27位青年学者入选，中国有7位入选者。其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各1位，另外4位全部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那之前3年，由1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1名法国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评估时说：“这里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对于将企业文化的核心从成本文化转向创新文化，初入商业世界的王晓东有着强烈的信心。他甚至认为百济神州可能比那些先有产业后有研发的企业更易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他知道怎样在自由的氛围中探索未知，而非在既定的约束下追求确定的目标，前者恰恰是所有知识型企业最核心的特征。

王晓东具有很多伟大科学家的共同特质：理想远大、目标坚定、相信永无休止的工作可以带来实质性改变，他早就知道如何让本土企业跳出低端徘徊的怪圈：“当本土生物医药公司的实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报为目的的原创科研时，这些公司就能成为中国的基因泰克”。

目前，百济神州有10种以上在研抗癌新药，其中4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针对B细胞恶性肿瘤研发的BTK抑制剂BGB-3111和肿瘤免疫药物PD-1 单抗 BGB-A317先后通过了FDA 的新药研究申请审评，这是中国公司在抗癌原创药物领域的里程碑。  

百济神州一直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商业实践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公开数据显示，这是一家仍然未能实现盈利的医药企业，这预示着它的前途不可能如人们想象那样一帆风顺。对王晓东来说，走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尝试，而这个尝试已经取得了至少是阶段性的成功。

《环球科学》：作为科学家，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些年取得的成就也着实令人瞩目，你对这个机构寄托着怎样的期望？

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一群新加坡华裔科学家提议组建的产物，但后来工程建设完成，这个科学家团队却改变计划撤出了。当时，我很认同那群华裔科学家的理念，即要在中国开展真正有价值的基础研究。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定的体制改革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所。同时，回国创办一个研究所继续从事科研也符合我自己的事业发展轨道。  

创办时，我认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应该实现三方面的理念。第一，做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学成果，这是所有研究所的共同目标；第二，作为一个教育单位培养人才，我们从国外引入新的PI（主要研究者）招收研究生，让这些学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引导和个人成长；第三，我们需要有产业支撑，我们的研究领域是生物科技，技术、人才储备最终要实现的就是与产业接轨。

《环球科学》：所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从诞生开始就设定了产业化的目标。同时，这家研究所是体制外机构，它的成长对未来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都很有借鉴意义，你从中积累到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王晓东：诚如你所言，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全新的、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很多方面都要很好地完成与现有体制的隔空对接，这确实具有一定的挑战。比如说学生培养，我们不是高等院校，学生在此开展研究，学位授予问题如何解决；比如优秀人才的引进，研究所引进的PI 为5年签约制，相应产生的生活居所问题如何解决都需要我们逐步探索。

因为这些独特的经历，我们很难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些年的发展对其他研究机构有什么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分配的意义，我们的文化是充分赋予科学研究者自由的文化，这一点也是和国际上接轨的。在这里，所长的行政权力非常小，研究所在制度设计上的核心就是全心全力地支持科学家开展自己的工作。

《环球科学》：之后，你又创立了百济神州。管理一个科研机构和管理一家科技企业，之间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要去创立企业？这可意味着你必须要牺牲一定的科研时间。

王晓东：当时，我们建立百济神州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机遇和需求。我们中国14亿人口， 罹患癌症的人群面临的治疗选择目前尚不理想，庞大的治疗需求在癌症治疗领域正发生革命性改变的今天应该找到解决对策，中国人应该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治疗药物，这是需求方面。机遇方面，我遇到了在生物科技领域有着丰富创业经验的欧雷强，我觉得不应该错过与这样优秀的企业家联手的机会。另外，创建生物技术公司也与我一直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相关性。

在生物技术研发这个关乎生命的领域，每一个环节中的人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这个系统出现巨大的问题，很长的研发周期也决定了这个行业的高风险。我确实为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出了很多次差。但过去几年，我主要是把握公司的发展大方向，另外就是找到关键科学家组成今天的这个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企业才能发展好。

这与企业的特点有关。在我看来，企业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首先，企业具有清晰的发展目标和工程性；其次，企业需要进行专门的队伍建设，需要团队具备很强的执行力；最后，企业的责任往往都集中在管理层，管理企业的最大挑战恰在于那些需要实现的明确目标。

这与科研机构有太大的不同。我认为，科研机构是探究性的，没有现成的路可以导向未来，内部也是以自由氛围主导的。这种自由既包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支撑研究，也包括让研究人员享有精神自由，不必受科研外一些庞杂事务的打搅。在研究机构，研究所所长最主要的职责是提供服务，管理责任要下放到PI，管理的挑战就在于探索未知而非完成确定目标。

《环球科学》：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很多人都希望科学家走上创业之路，更多人也都希望能成功创业。如果让你给这些即将创业的人提点建议，你会提哪些建议？

王晓东：我的建议非常简单，那就是建议这些创业者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创业，产品在哪、人在哪、钱在哪。所谓产品在哪，就是希望这些创业者们认真考虑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变为有意义的产品；所谓人在哪里，指的是创业者们必须清楚这个商业计划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实现；最后是钱在哪，以上两点都需要资金保障，创业者因此必须考虑需要多少钱，资金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