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反骨 脑后有反骨吗？ 不是脑后反骨是政治上太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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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国》里,诸葛亮是个神话般的人物。然而,他是人而不是神,他有自己的私心,不说别的,单从魏延的冤枉就可以看出他的私心有多重来。

       


        魏延脑后有反骨吗?
        　　魏延自投蜀后战功卓着,也深得刘备喜爱,每每委以重任。对魏延这样一个能征惯战的大将,诸葛亮几次却要置他于死地,由于刘备的爱才,诸葛亮才未能得逞。然而,等刘备死后,诸葛亮还是遗计杀死了魏延。究其原因,诸葛亮对魏延的厌恶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始于魏延降蜀之初有一种傲气。取下长沙时,魏延杀主韩玄献城,这对于蜀军本是大功一件,而诸葛亮却评价他“食其禄却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尔后必反”。

       


        　　为此,欲斩魏延,幸刘备制止,才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单凭着自己的直觉,就要斩一个立了新功的大将,这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吧。

        　　二是诸葛亮曾经许下了有“反骨”的魏延“久后必反”的愿,像他这样的神人,其口愿是不能落空的。如果当时诸葛亮斩魏延是为了杀其骄气的话,那么,尔后痛下决心杀魏,一来因为魏延桀骜不驯的性格,二来就是诸葛亮曾经发过的口愿。

        　　三是抗上。魏延有勇有谋,刘备做了汉中王,而五虎上将中却没魏延的份,论功劳论能力论资历,魏延应在黄忠、马超之上,没有“评”上“五虎将”,魏延并没有因此而发牢骚不干事,而仍是兢兢业业拼杀于战场,这便显示了其大将的风度。诸葛亮要杀他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他敢于对抗领导。当时,诸葛亮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诸葛亮说魏延傲慢,目中无人。

        魏延的傲慢正是他智谋的体现

        　　随着刘备许多亲信去世,蜀中已无人,诸葛亮自恃功高盖世,对相反的意见相当厌恶。对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诸葛亮来说,魏延自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剌了。刘备故去,诸葛亮更是大权独揽,有恃无恐,他已经听不进反面意见,在抗魏的战略上独断专行而引出的失败可见一斑。

        　　对于有独到见解敢于直言的魏延,更是厌恶至极,其杀心更甚。最为典型的就是魏延诈败引司马懿进葫芦谷,诸葛亮火烧木栅寨,除了想烧死司马氏,再就是魏延了。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大雨救了司马氏并魏延的性命,魏延责问诸葛亮,被诸葛亮拿马岱当了替罪羊搪塞过去。魏延遭受如此冤枉都没有“反”,仍是作到了一个部属的本份,以此,可见其是忠诚的。

        　　诸葛亮死后,他把兵权交给了跟魏延有矛盾的部将杨仪,利用杨仪与魏延的矛盾,去逼有“反骨”的魏延,最终除掉了魏延,使其“口愿”得逞,仍是神机妙算之人。魏延一生英雄,终于没有逃过诸葛亮的“陷阱”,而做了刀下之鬼。魏延原本忠勇,敢于直见,不怕得罪领导,在上级面前又不善变通,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魏延的千古奇冤：脑后有反骨吗? 只是政治上太幼稚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魏延一出场便带着悲剧色彩。他杀韩玄、献城刘备，功不可没，却被身为军师的诸葛亮认定“天生长有反骨，日后必然造反”。虽然当时诸葛亮没能除之而后快，但他的这句话却埋下了祸根。以至于后来，当魏延和杨仪同时告发对方谋反的时候，吴太后便想起了诸葛亮的这句话，使得魏延从此背上了 “反贼”的骂名。那么魏延的脑后真有反骨吗?他“火烧栈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纵观《三国演义》，魏延的 “反骨”出现过两次，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但这是小说的虚构。有人认为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是想给魏延一个下马威，因为魏延本来是刘表的部将，后来杀了韩玄，然后开城投降，献长沙于刘备，所以诸葛亮是想挫魏延的锐气。但这也是《三国演义》的虚构，诸葛亮从来没有讲过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还有一点，魏延没有把韩玄杀掉。

        　　魏延是刘备的老部下，早就跟随刘备南征北战，是刘备的爱将。刘备打下汉中，要决定留谁来镇守汉中，全军上下大家都看好的是张飞，张飞也自以为非我莫属，结果想不到，刘备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所以当时全军上下都为之一惊。可见，刘备对魏延是非常看重的，委以重任。

        　　然而诸葛亮似乎并不买刘备的账，偏偏认定他(魏延)是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人。不仅是诸葛亮，孙权也说过魏延，说“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如果魏延地下有知的话，可能会讲出这句话：“我比窦娥还要冤啊。”

        　　为什么说魏延根本就没反呢?因为谋反的标准无非有两条：第一条，魏延投降曹操。第二条，魏延要篡位。魏延这两条根本就没有，那怎么谈得上是谋反呢，何来谋反之由呢?

        　　陈寿在《三国志》里面明确地指出，魏延当时不过是想取代诸葛亮当全军的统帅，不过如此而已。虽然魏延不但公然违抗军令，还大搞个人意气之争。他烧了栈道，置蜀国军队的安危于不顾，那是头脑发昏。但另两个人也有责任，一个是全军统帅诸葛亮，第二个是诸葛亮的长史也就是诸葛亮的秘书长杨仪。

        　　有一种说法是“魏延之乱，始于诸葛”

        　　张作耀的《刘备传》当中就说了，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是一手策划的。诸葛亮在临死的时候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是这一次军事会议上面有三点不正常。首先，参加的人员除了诸葛亮本人以外，还有长史杨仪、司马费袆，征西将军姜维，独独把魏延排除在外。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魏延当时担任的是征西大将军，比姜维要高得多了，“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假节”，这个“节”是皇帝赐给他的，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件怪事情，诸葛亮这一次决定由杨仪担任蜀汉军队的总司令。但是有一个问题，杨仪做三军统帅，没有朝廷的任命，名不正言不顺。

        　　第三个问题很奇怪，诸葛亮下令，我死后全军撤退，返回成都。他当场任命魏延为断后将军。但接下来他又下了一条奇怪的命令，说如果全军撤退以后，魏延不服从命令，不要管他。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已经把魏延看成是一个异己分子。

        　　诸葛亮之所以要这么排挤、看不惯魏延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诸葛亮用兵一生唯谨慎，但是魏延用兵同诸葛亮截然不同，魏延主张出奇取胜。基本思想不吻合，思路不一样。所以诸葛亮想，如果我死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的话，不是把我的东西全部给否定掉吗?对此，诸葛亮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看一看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推荐的几个人，郭攸之、费袆、蒋琬、董允这些人，都是循规蹈矩、听领导话的人，“小绵羊式”的人物。用古代的标准来讲，这些人叫循吏，循规蹈矩的官吏，诸葛亮比较喜欢。魏延性格比较倔强，上海人叫犟头倔脑，现代词叫有个性。这样性格的人，诸葛亮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他的。

        　　第三点，诸葛亮亲自指定了接班人，蒋琬、费袆、姜维。但是魏延的官职、功劳要比他们个人大得多，诸葛亮打击魏延，排挤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扫除障碍，去掉绊脚石。所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

        魏延脑后有反骨吗

        　　1.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

        　　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

        　　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

        　　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着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

        　　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扞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

        　　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

        　　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

        　　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

        　　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

        　　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

        　　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合，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

        　　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5)。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

        　　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合战于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

        　　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

        　　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

       


        　　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

        　　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着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

        　　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

       


        　　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

        　　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着《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

        　　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