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西北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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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囊括西北后，已拥有步兵六十万，骑兵四十万，号称百万雄师，云集西安。崇祯十七年正月元日，李自成披衮戴旒，高坐王府殿中，在西安称新顺王。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八，李自成的军队在攻下晋北重镇太原后，立即兵分三路直扑北京。三月初，李自成的各路大军已经到达河北，即将形成对北京的包围之势。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进攻北京城。李自成派早已在城外投降的太监杜勋向崇祯帝传达他的谈判条件：明王朝割让出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大顺军白银百万两，大顺军从此以后可为朝廷内遏群寇，尤其是能够用精锐军队帮助明王朝抵制辽藩，但大顺国王不奉明朝皇帝的召觐。李自成为何在即将攻陷明都，非常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的有利形势下，甘心偏居一隅当“西北王”，并允诺帮助朝廷荡平群寇，抵御辽藩呢？
　　
　　李自成向明廷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决不是因为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
　　
　　李自成对夺取全国政权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大顺军一路摧古拉朽，势如破竹，攻至北京城下，但他也走到了重大的抉择关头：是攻下北京城，取代崇祯帝，继续征伐，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还是见好就收，远离风口浪尖，与崇祯帝握手言和，裂土为王？显然，李自成对夺取全国政权没有十足的把握，而且他对崇祯帝的印象并不坏，“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才选择了与崇祯帝谈判，甘愿当西北王。应该说，此时的李自成头脑是清醒的。人人都想当皇帝，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聚敛巨大的物质财富，可以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把皇位传给子孙后代，岂知明末的皇位简直就是金碧辉煌掩饰下的陷阱或者说是熔岩暗涌的华丽火山口，处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的皇帝，极可能会成为悲剧性人物。即使大顺军攻下北京城，把崇祯帝赶下台，李自成的日子也不会因此而好过，反倒会处境艰难，并成为众矢之。
　　
     
  
        
　　其一，由于兵连祸结，造成北方和中原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如果大顺军贸然攻下北京城，擒获或诛杀崇祯帝，改朝换代，那么，李自成就得把北方和中原这个沉重而破烂的包袱背在身上，深陷泥淖难以自拔。而在明朝控制下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会独立，形成南北对抗之势，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较量将是旷日持久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的是财力，显然对大顺政权不利，因为大顺政权统治的北方和中原，经济衰败，危机四伏，而明军固守的东南地区较为富庶，有利于明军的生存和发展。
　　
　　其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将成为吴三桂的守关精锐、左良玉等的数十万军队以及忠于明朝的地方武装、乡勇的主要敌人和主要攻击目标，成为一切以复明为借口的武装力量的靶子。并非所有的明朝军队都不堪一击，并非所有的明朝将领都是软骨头，对大顺军望风迎歀。李自成进抵北京之前的宁武关之战，抗清名将、山西镇总兵周遇吉凭险地坚城和火炮弓弩，以五千多将士抵抗大顺军五十万兵马，杀伤大顺军甚众。战后，李自成检前后死伤将士一万七千余人，对前进十分担忧，说：“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可见，李自成深感夺取全国政权前路漫漫，心有疑虑。
　　
　　其三，李自成要夺取全国政权，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当然是应剿灭的流寇，这样“大顺”政权也与“大西”政权和其他农民起义军成了对立面；未来一切新兴的农民起义军也都将是大顺政权的敌人。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随着大顺军的节节胜利，李自成已由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向地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转变，因此，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殊死较量不可避免。后来的历史进程已经印证。大顺军推翻崇祯政权后，李自成在率军征伐吴三桂的途中，仍然不忘向宋献策传下谕旨，要田建秀速派得力将领剿灭进犯汉中一带的张献忠零股逆贼，等他回师长安以后，即派大军入川，扫荡献贼，不使其割据一方，为患将来。
     
  
        
　　
　　其四，明军与满清军队较量一直处于劣势，边患养成，虎视眈眈的满清贵族会趁混战之机，假吊伐之名，笼络忠于明朝的兵民，联手对付大顺军，以各个击破，达到独霸华夏的目的。满清铁骑擅长突击和野战，战斗力强，大顺军与其作战难有取胜的把握，更何况还要分兵与忠于明朝的军队作战。
　　
　　在当时谁坐在崇祯帝的龙椅上，谁就极有可能步崇祯帝的后尘。显然，当皇帝没有当“西北王”把握和安稳。面对现实，着眼长远，李自成只能退而求其次。
　　
　　有人认为，李自成根本不想长期立足北京，而是一心想回故乡西安，裂土为王。理由是，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我想，李自成有恋乡情结始终想着衣锦还乡可能是真的，但以西安为国都统治全国，不就满足了他“富贵必归故乡”的愿望吗？不夺取全国政权，而裂土为王，李自成是不可能安坐王位的，甚至始终会处在被剿灭的危险之中，这是常识，李自成不可能不清楚。那么，既然不可能夺取全国政权，选择与崇祯帝议和，成为明廷承认的“西北王”，使维护明朝统治与维护“西北王”的地位、利益具有了一致性，就不失为一招高棋。
　　
　　危在旦夕的崇祯帝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不妨答应李自成的和谈条件，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安定大顺军后，清军自知没有灭亡明朝的可能，断不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明朝打到鱼死网破的地步，那么，明军和大顺军合力推翻“大西”政权，平定各方义军，就易如反掌了。如此，在没有大的内乱，亦无外敌大规模入侵的环境中，崇祯帝便可以集中精力，整饬官吏，抑制豪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涵养国力，重振军威，使大明帝国渐渐恢复元气。到那时，“西北王”恐怕也要诚惶诚恐地觐见明朝皇帝，放弃独立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可惜，崇祯帝死要面子，错失良机，没有通权达变，最终毁了自己和大明王朝，也毁了李自成和大顺政权。
     
  
        
　　
　　李自成对巩固全国政权也没有充分的自信。李自成意志顽强，坚韧不拔，有勇有谋，能屈能伸，在十多年的起义征战中，多次失败，多次身处绝境，但他不投降，不自杀，不灰心，不绝望，不狂乱，总能在逆境中崛起，率领起义军艰苦作战，最终在与明军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但明末不是秦末不是元末，李自成也不是刘邦不是朱元璋，他的手下更不是萧何、刘基，所以，尽管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纵横驰骋在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山东等省份的高山平原，攻占过西安、洛阳、开封、太原、保定、北京等大城市，但李自成却没有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根据地和后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使之成为农民起义军可靠的军需物资的供应基地，成为农民起义军战可进退可守的堡垒，根据地和后方的官吏、民众也没有成为李自成起义军最可依靠的力量。农民起义军只把占据每一座城市和地区，当作补充军队给养和兵员的临时仓库，像黑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凸显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只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指出流寇主义的表现特点：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办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不走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可见，奉行流寇主义是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失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李自成应该意识到大顺政权根基不牢，对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存在着畏难情绪。大顺军在山海关受到清军重创后，在清军的追击下其溃败如洪水一泻千里，不可收拾，其重要原因在于大顺军缺乏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税”等口号，契合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诉求，吸引了百万农民投身于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滚滚洪流之中，这是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困境中崛起，迅即形成波澜壮阔之势的根本原因。非税赋或者轻税赋，是难以养活庞大的农起义军的。李自成的做法是“打粮掠金”，即籍没府库、宗室、勋戚、地主、富豪的财产，满足了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经济需要。这似乎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解的是，大顺政权建立后，仍无明确的财税政策，甚至连管理财税的组织机构都没有。可见，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组织缺乏治国理政的思想意识和建设管理好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能力。
     
  
        
　　
　　即使大顺军攻下北京城，推翻明朝统治之后，李自成及其幕僚也没有认真考虑大顺政权如何遴选官员，如何调整策略安抚官绅阶层，如何拢聚人心，如何严防清军破关，如何夺取全国政权，如何强化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却沿袭着打家劫舍的团伙的思维模式，放任官兵物欲横流、淫欲四溢，到处烧杀抢掠。如史书所载，士兵“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军纪废弛，任意妄为。郭沫若指出，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对此，头脑清醒的右军师李岩上疏李自成，主要内容大意为：决议登极大礼，筹备登极项目；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者，宜分三等，不可无章法乱施酷刑；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严肃军纪；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然而，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如此看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即使打下天下，也会因人心背离而尽失。
　　
　　明末天灾人祸频仍，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失业农民和其他生活难以为继者，迫于生计，他们成了兵、土匪、流氓、盗贼、游侠、乞丐等游民，游民群体属过剩的劳动阶级，往往与过剩的知识阶级的一部分结合，广泛吸纳对现政权严重不满和仅满足于当兵吃粮填饱肚子的农民，形成对抗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朝廷称之为贼寇，现代人谓之曰农民起义军。他们不喜约束，不治生计，仇官仇富，善于破坏，渴望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他们只知道革帝王、权贵和地主、富人的命，取而代之，而不去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他们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处境安顺则显贵族性，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他们自己也就贵族化、地主化了，于是，新的革命因素在酝酿在生长在扩大，直至爆发新的革命。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组织，也不例外。
     
  
        
　　
　　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农民起义军不可能超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不反对封建制度；农民起义的目的是打倒地主，而非打倒地主阶级。因此，即使农民起义成功，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农民军的首领成为皇帝、功臣成为大地主，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换句话说，只不过是极少数农民代替旧地主成了继续压迫剥削绝大多人的新地主。
　　
　　李自成应该清楚大顺政权组织缺乏执政能力，而对巩固全国政权没有信心。这也是李自成甘当“西北王”的重要原因。
　　
　　李自成想当“西北王”，但崇祯帝拒绝和谈，等于偏要让李自成当皇帝。迫于无奈的李自成只得面对现实，作统一全国、统治天下的打算。李自成是军事家，深知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和4万精兵强将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的安危。如果吴三桂拒降，与清军联手，那么，大顺军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可如果吴三桂归降大顺政权，那么，山海关就是一道清军无法逾越的坚固屏障。于是，李自成软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家属，让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其投降；并派人给吴三桂送去了招抚信和作为军饷的4万两白银，又赏赐吴三桂本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帛币千端。吴三桂权衡利弊后，决定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可在吴三桂率部进京觐见新主的途中，遇到了从吴襄家偷逃出来的一个仆人、吴三桂悄悄派往北京的密探等人，他们报告说，吴老总兵正被闯贼严刑索银将死，吴三桂的爱妾也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劫夺霸占了。吴三桂怒发冲冠，当即回师山海关，奇袭了防守山海关的李自成部队，斩杀了李自成派来的特使，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了。李自成严厉责备刘宗敏后，并未继续做双方和解的工作，以稳住和争取吴三桂，而是决定兴兵夺关。吴三桂自觉力量单薄，不是大顺军的对手，但又不甘心就此灭亡，便向清王朝借兵，抵御大顺军。1644年4月22日清晨，李自成率领6万农民军向吴三桂的5万兵民发动了猛烈进攻，经过惨烈厮杀，山海关被农民军攻破。李自成催兵追杀，吴三桂连连败退，一直退出山海关外，连夜奔至锦州一带。李自成见吴三桂损兵折将，势穷力竭，旦夕可灭，便令大将田虎率部镇守山海关，自己班师回京。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吴三桂派人面见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请求尽快发兵救关。吴三桂与多尔衮达成协议，联合攻打大顺军。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5万满洲八旗劲旅和吴三桂的残部，首尾夹攻，斩将夺关，势不可挡。接到山海关告急的表章，李自成大怒，令李过、刘宗敏统率步马精兵三万，火速开往山海关救援。满清和吴三桂的军队乘势大败援军，继续攻城拔寨，直逼北京。李自成被迫御驾亲征，与满清军队决战。在山海关前的石河之战中，金鼓喧天，万马嘶鸣，喊声动地，硝烟弥漫，死尸载道，血染征尘，几经攻守转换，骁勇善战的满清军队，斩杀大顺军将帅15人、士兵几万人，李自成率残部逃回北京。
     
  
        
　　
　　李自成觉得君临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只得想办法回西北当“西北王”。他回京后下令杀了吴襄全家三十余口人，然后匆忙搞了个“大顺皇帝”登基仪式，放弃北京，率领大顺军满载大量的金银财宝向西安仓皇退去。吴三桂的军队和满清铁骑紧追不舍，多次重创大顺军，沿路州县纷纷归附清王朝。1644年底，清军已占领了中国北方。1645年4月底，整个长江北岸被清军占领。李自成的大顺军被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压缩在湖北南面的九宫山地区。6月初，李自成在九宫山下牛迹岭被当地百姓杀死。
　　
　　有人说，大顺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城流行大瘟疫，许多兵卒身患疾病，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我看未必如此。大顺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李自成轻敌。李自成在征讨吴三桂之前，已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以为山海关守军也如大顺军东征途中击垮的绝大部分明军一样，纪律松弛，精神萎靡，不堪一击，更没有想到吴三桂会与满清铁骑结成联盟，或者他想到了，但他盲目自信，所以，于匆忙间他只带了6万农民军去夺关，连最有杀伤力、清军最忌怕的较大型火炮也没带。夺关之后，虽派兵遣将镇守之，但谋势不周，守关将兵仍较单薄，而自己却班师回朝了。结果，满清和吴三桂军队连破大顺军，浩荡向京。其二，大顺军因在京城吃喝玩乐，搜刮浮财，心迷五色，而战意不足，慵懒丧勇，然满清铁骑勇猛善战，红夷大炮攻势强大，故大顺军难挽败局。其三，满清贵族以为明室复仇、吊民伐罪之名，蛊惑正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广大官吏、将兵和民众，且众多骑墙者见满清显胜兆纷纷归附，使大顺军处于“失道寡助”的孤立境地。其四，满清人崇武尚力，精骑射，又擅长使用骑兵长途迂回包抄和穿插分割战术，使之往往在关键之时反败为胜。满清军队配备了火器营，其火铳火炮也使大顺军吃了大亏。汉人本来是发明和使用火药的老祖宗，却被满清人“师汉长技而制汉”了，悲哉！其五，大顺政权高层勾心斗角，牛金星为泄私愤，鼓动如簧之舌蒙蔽李自成，不仅使李岩经略河南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而且李岩、李牟兄弟二人也被牛金星枉杀；当李自成认识到牛金星挟嫌陷害忠良时，便将牛金星锁押候旨；宋献策与刘宗敏关系很好，宋献策用言辞激之，刘宗敏大怒道：“彼无一箭之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献策和宗敏后为清军所擒，遭杀戮。大顺军内部分化，更加速了大顺政权的灭亡。其六，李自成存在严重的流寇思想，致使大顺军缺少稳固的后方和根据地，一旦兵败，便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李自成励志冰檗，奋斗十几载，削平群雄，奄有四海，不旋踵而为满清所夺，可谓成之艰难，却败之过速，最终既没当上一统天下的皇帝，也没当上偏居一隅的“西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