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就是绝对的真理吗？！

清风JA1

这篇文章是我了解社会对科学与知识影响的过程中所写，可用于消遣涉猎历来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关于知识的争论，也可以作为科学与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发展的概览。因为插图较多，显得文章比较长，可以收藏看。

在我们这一无比崇尚科学的年代，科学知识通常被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说“社会能影响甚至决定科学知识”，是不是不可思议，乃至于荒唐的一种观点？
如果有一个人说：


我们会认为，第一个知识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它不受社会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而第二个知识在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中，却不一定成立。
类似于这种直观的对“知识”的认识，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有人将知识分为两种：



知识的二分法

这就是知识的二分法，以此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权知识，长久以来免于被于其他学科进行研究、分析与解构，科学知识成为科学家的独占领域、社会学家的研究禁区。
培根

对于“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会想到的是：


当然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并非说知识是一种力量，但是培根关于何为知识，以及如何获取知识的表述却跟我们今天对科学知识的直观认识与感受十分相似。
首先，对于获得新知识的方法，有演绎的方法：


还有归纳的方法：


而培根认为归纳得到假说，并通过假说-演绎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获得客观真实的知识：



归纳与假说-演绎方法

我们说培根：

• 是唯物主义的，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 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他认为人的知识只有通过感性经验从客观外界获得
  
• 强调实验检验与归纳对获得知识的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如下：


培根这种通过经验进行归纳，最后再通过经验进行证实的方法，后来被实证主义继承并发展。
孔德与古典实证主义

在19世纪30、40年代，实证主义及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认为人类进化分为三个阶段：


从这种阶段的划分，就可以看出，相比于培根而言，孔德的实证主义是直接拒斥神学、先验知识与形而上学思辨所产生的知识的。由于人的知识来源于经验且限制于经验认识，因此对于神学与形而上学中的那些抽象的、超经验的那些问题以及其所宣称的知识，是难以得出定论的，也难以“证实”，因此应当悬置不理。
孔德还将科学分为六种分类，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并且认为数学、天文学等学科已经成功从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只有社会学（以人为研究中心）学科仍以神学的以及形而上学的思辨为特征。孔德认为应该把社会学也推向实证的、科学的阶段，这就是其创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动机之一。
相比较于培根的“假说-演绎”的方法，孔德的实证主义在“证实”通过观察、归纳得出的假说上更进一步，实证的知识通过以下方式得到“证实”：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如下：


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以20世纪20、30年代的维也纳学派为代表。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逻辑结构有关，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而言，一个陈述能够表达知识，必须满足：

• 该陈述必须是得到良好表述的，即必须是语法上（逻辑上）正确的
  
• 该陈述必须是经验上可检验的，即可证实的。
  

如果一个“知识”不可被证实，那么就是在认知上无意义的陈述，就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伪知识”。
同样的，根据这一标准，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那些不可证实的陈述，都是在认知上没有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对人们的生活不重要）。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如下：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

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兴起了反对实证主义的思潮。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即是其中一种。观察渗透理论切入的点是实证主义认为的“观察独立于理论”的观点。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陈述分为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


观察陈述是根据观察经验的公正客观、不受理论影响且绝对中立的表述，而不同的理论在解释该观察时，所用的语言即为理论陈述。
而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则认为不存在公正客观的观察，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相关的。其认为观察包含三个元素：



观察

这里我们使用双向的箭头，因为汉森认为这三个元素在观察中是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的。因此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观察陈述，它必然是渗透了某种理论的，它是必定是由某种理论语言构成。
另一方面，观察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例如使用云室观察粒子轨迹，使用高速原子对撞机观察原子对撞等，都需要涉及到这些观察工具的相关理论，其观察的报告必然也是无法独立于这些相关理论的。
再者，当观察本身产生错觉或依赖了错误的理论时，观察陈述本身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的思维路线图如下：


批判实证主义

批判实证主义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判实证主义，故名思义，他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来源于实证主义，但却是批判性的。
我们知道，不论是培根还是古典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其产生新知识是通过归纳得到假说，然后再“证实”这个假说。我们说，它们注重于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存在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出在，归纳推理得出的假说，是永远无法被证实的。例如，由于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因此归纳得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我们它的检验方式就是抓一只乌鸦来观察它是不是黑的，如果是黑的，那么这次检验就通过了。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检验来证实的这个命题。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检验所有的乌鸦，即使我们检验也今天所有的乌鸦，我们也无法保证并检验未来的所有乌鸦也能通过检验。
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种归纳产生的命题。虽然我们不能证实这一命题，但是我们可以“证伪”这一命题。那就是，只要有一次检验中，我们发现了一只不是黑色的乌鸦，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命题是错误。


因此，批判实证主义认为应该用“证伪”来取代“证实”，“证伪”才是严谨的，这也是波普尔批判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
这并不是说，批判实证主义认为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命题，然后进行证伪。批判实证主义仍然支持通过归纳得出具有清晰表述的命题，然后通过做实验等对这个命题进行严格的检验。
如果这个命题通过大量的严格检验，那么虽然我们不能推导出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从实用角度出发，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生活中应用这个命题。
基于此，批判实证主义认为，因为“证实”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知识是否是科学的，其标准是这个命题是否在原则上具有“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就意味着：

• 这个命题可以通过经验被检验
  
• 其检验的结果可能否认该命题。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逻辑实用主义与迪昂-蒯因论题

我们再多讨论一个批判实用主义的学说，那就是以蒯因作为创始人的逻辑实用主义。
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和他的科学整体观相关联的。在这个科学整体观中，科学理论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


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系统中，作为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是相互关联的，并形成一个交织的网格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检验。在这个网格的外缘的知识与经验联系最紧密，直接接受经验的检验，而由此内部的命题也间接的接受着经验的检验。
实用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有意义的陈述还原为一个可以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从而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但是这种在这种科学整体观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无法孤立地对一个命题进行检验，每一个命题只能作为科学整体中的一部分，整体地接受经验的检验。
根据这种科学整体观，我们引出著名的反驳证伪主义的迪昂-蒯因论题。
我们仍然以上面的“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的检验为例，迪昂-蒯因论题提出的诘问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检验时观察到的结果与理论的预期不符合，不一定代表被检验的理论出错。有可能是观测出错，也可能是观测基于的理论有误，也有可能是观测器具不准确等等。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是理论出错，还是其他原因出错。因为，即使我们的命题被“证伪”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立马否定并放弃这一理论。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早期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二分法

我们从知识二分法作为引子，一直讲到逻辑实用主义，基本上讲的都是侧重于科学哲学的。我们讲到了社会学的地方就是孔德创建了社会学。现在我们回到社会学的角度中去看看这些思想对社会研究所造成的影响。
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又叫涂尔干。他跟韦伯和马克思被并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迪尔凯姆同样是支持知识二分法的，并且认为我们不能对科学知识（纯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他认为“科学表述现象不是按照文化上权宜性的观念，而是按照这些现象的内在性质。”但是他并不否认我们能够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例如，社会发展如何影响科学的发展，科学家的意见如何被社会接受等等。
马克思
知识社会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虽然这是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这就是源于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决定论。
曼海姆的错误
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及主要的代表人物。它将知识分为了：

• “永久的、静态的和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
  
• 以“文化特殊的、随历史条件变化的和独一无二的”文化知识
  

并且对自然科学知识持不干预的态度，认为它是不能作社会学分析的。曼海姆的这种知识的二分法，这被伍尔加称之为“曼海姆的错误”。
我们目前讨论的思维路线图：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黑箱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相比较而言，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仍然是知识二分法的。但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侧重点在于做（除去科学知识的）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而默顿则侧重于做科学相关的社会学研究：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

这并不是说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它所做的更像是迪尔凯姆以及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虽然不能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但是可以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制度的规范以及科学制度的运行，它研究的是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科学知识是由体制目标所规定的普遍性标准的产物，科学的规范和制度的运行保证能创造出系统有效的科学知识。科学家个人的喜好，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并不会影响科学的认知，也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和评价过程。
也就是说，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就是一个黑箱。社会因素不会渗透入这个黑箱，这个黑箱也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也并不关心黑箱里面是什么样的，这样，科学知识就被悬置起来不做讨论。
目前我们讨论的思维路线力：


库恩与科学范式

接下来，我们回到反证伪的路线，再讲一种反证伪的学说：库恩的科学范式学说。
对于库恩的科学范式学说而言，常规科学世界是这样的：



常规科学世界的粗略图示

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们有着一组共同的信念，即对某一组假说、理论、准则以及方法的共同认同，这些总和即是一个科学的范式。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假说与理论都是基于此范式，受到这一范式的影响。并且对于新进入的科学家而言，其学习也是基于此范式的。例如一个学生使用打点计时器学习牛顿第二定律，即是对范式的一种学习，范式不但提供了牛顿第二定律这一理论，还提供了打点计时器这一仪器的使用方法，以及该实验的操作先例作为学习。总而言之，范式决定了这一时期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以及信念体系等等。
但是并不是每一门学科在一开始就拥有范式，在它未拥有范式前，只存在着各种互相排斥的假说与理论，各个学派间也没有共同认同的信念，这就是前学科时期：



前学科时期

在形成共同的信念之后，就进入了前所说的常规科学时期。但是常规科学时期也并不是一直保持不变。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理论。这时，就是科学的反常和危机时期。



反常和危机时期

在反常和危机时期后，就迎来了科学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科学范式被新的科学范式所取代，科学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革命。在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后，又回到了常规科学时期：



回到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因此科学的发展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


库恩的这种范式的科学革命的学说，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连续积累学说，因为其认为科学的发展在革命时期是跳跃式的发展，而不是线性连续的发展。
相对主义倾向与不可通约性
在这种学说下，是否科学的区分标准在于，其学科内部共同体是否形成了一套共同认同的信念，即范式。
这种学说对于“证伪主义”的反驳在于，一个命题在一个范式中被证伪并不代表它就是绝对错误的，它在另一个范式中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种看法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即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
库恩的范式中，还有一个不可通约性的概念。库恩认为范式的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涉及的世界看法不同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科学革命时期，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改变，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要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下，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了之后，他研究的世界在各处看来都将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
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解开科学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黑箱

对于早期知识社会学而言，科学知识不能被作社会学分析，而因此被作为黑箱悬置；对于科学社会学而言，则认为揭开探究科学知识这个黑箱不会什么收获，因而也被悬置。前者侧重知识，后者侧重科学，但都避开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打开这个黑箱。
库恩的两种解释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知识社会学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下，对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发展而来。
根据库恩的两种解释，SSK 可以分为两类：


这里的说早期库恩范式理论，是因为库恩在后来思想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包括其“不可通约性”思想与相对主义倾向的变化。
对库恩的两种解释中，其一是保守的解释，它们认为范式中包含着社会因素，也包含着认识因素，但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保守解释派的理论基础类似于美国默顿学派70年代所做的学科和专业研究的理论基础。
另一种解释是激进的解释，旨在恢复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即科学知识的的正确性是由其范式决定的，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活动不能被分为社会方面和认识方面。科学是与行动密切相关的思想。对库恩的激进解释，形成了英国的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维特根斯坦、温奇与语言游戏
科学知识社会学要解构科学知识，是借助了语言哲学学派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提一下他的语言游戏论。



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即把语言与活动这两者交织到一起而组成的整体。
词和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是不同的。例如，当你去买苹果时，你与店主的对话，当你说“五个红苹果”时，与你在上数学课时回答问题时说：“五个红苹果”，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可能是在表述你的购物需求，而后者却可能是在表述一个数学问题的答案。
因此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嵌在语言游戏即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其中语言和用法构成一个整体。存在于语言游戏中的现象，只能用这种游戏中的概念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描述，而这些概念，是通过出现在该游戏中的现象才获得其意义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库恩范式的激进解读者而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种“语言游戏”和库恩所说的“范式”十分相似。
彼得·温奇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哲学。它认为，理解社会正如理解一套语言游戏，而理解一个语言游戏，就是在它自己的概念和基础上来理解该游戏。我们不能使用其他的概念和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库恩范式的激进解读者而言，这跟库恩中的不可通约性十分相似。
维特根斯坦讲确实性
为了方便后面的内容的理解，我们再稍微提一些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言论。也可以直接跳过这一小节。
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们认为我们说“我知道XXX”时，其实指的是“我确信XXX”。例如我说：“我知道 2 X 2 = 4”，其实指的是“我确信 2 X 2 = 4”。但是我确信的，就必定是真的吗？
维特根斯坦说：

• 因为“我知道”似乎是描述一种事态，这种事态保证所知的东西是一件事实。人们总是忘记“我认为我知道”这个表达式。
  
• “我知道”经常表示这样的意思：我有正当的理由支持我说的语句。所以如果另一个人熟悉这种语言游戏，他就会承认我知道。如果另一个人熟悉这种语言游戏，他就必然可以相像人们怎样能够知道这类事物。
  

知识不单是关于一个陈述的命题，不止是关于“我知道XXX”的，而且是关于“我如何知道XXX的”。
我们什么时候会说“我知道 2 X 2 = 4”？维特根斯坦说：

• 人们什么时候说“我知道 ... X ... = ...”？当人们已经核对过这次计算的时候。
  
• 如果你要求一种可以导出这里不可能算错的规则，回答是：我们不是通过一种规则而是凭着学会计算来知道这一点的。
  
• 我们是通过学会计算才得以知道计算的性质的。
  
• 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对于我们怎样确信计算的可靠性就不能加以描述了吗？噢，确实是这样。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并没有什么规则出现。——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并不需要这种规则。我们什么也不缺少。我们是按照一种规则来计算的，而这就是一切。
  
• 人们就是这样计算的。计算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学校学会的东西。忘掉这种超验的确实性吧，因为它同你关于精神的概念关联在一起。
  

数学知识的文化相对性与社会协商


如果我们为了打开科学知识的黑箱，而采取激进的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马上会面临的难题是，我们如何想象“数学知识怎样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社会如何影响数学知识”？
密尔 VS 弗雷格
数学有可能不是演绎性的科学，而是属于归纳性的科学吗？
密尔即认为数学其实属于归纳性的科学：


物理世界为数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初的经验模型的体验，通过习惯、学习和训练使数学的推理变成了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惯习，因此最初的心理与经验的联系就割断了，心理与经验的联系变成了无意识的惯习后，人们就察觉不到它了：


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一样，也是一名语言哲学学派的哲学家。他是反对密尔这种说法的。他认为数学和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人认为 1+1 = 3，但是 1 + 1 = 2 的真实性却并不因此而转移。物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而数虽然是非实在的，但也是客观的东西，它是一种抽象实体。数的理性对象是概念，概念具有客观性的各种属性，数就是概念的客观存在。这也是我们直觉上关于数学的一种看法。
SSK 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
布鲁尔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驳弗雷格的攻击，并在密尔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在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学过程与社会学过程一样重要。
布鲁尔反驳弗雷格的方式是认为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制度化的信念，是文化的相对的一部分，因而数学的客观性是受到社会制度污染的，数学的概念的客观性就变成了情境性与特殊性的。
布鲁尔修改密尔的理论引入社会影响的方式是：


布鲁尔还举例说，我们能够正确的接出以下数列后的数字：“2，4，6，8……”似乎是遵循自明的数学算法，但实际上，这应当归结于我们既有的训练和常规实践，而不是数学的认为必然性。这种基础的社会习惯是如此的自然和不言而喻，以致于它看起来好象是先验的认识必然性。
关于数学的文化相对性，例如，早期希腊人认为 1 不是一个数，1 不是奇数，也不是偶-奇数（这是因为他们认为“1”是出发点，是数的母点，因而“1”不是一个数。），而 2 也不是偶数。从今天来看，这些观点数字肯定是错误的。另外布鲁尔还注意到巴比伦数学中没有“0”的概念。
有趣的是，弗雷格反驳着密尔时，还举过“0这个数又是与什么经验对应着的呢？”这样的一个诘难，来证明数的概念与经验无关。而布鲁尔则举巴比伦数学中没有“0”的概念，来佐证数学具有文化上的相对性。
布鲁尔还通过比较阿赞德人的逻辑与现代西方逻辑推出数学与逻辑并没有唯一性和普遍性。阿赞德人认为巫师具有一种可以遗传的生理特征——他们的腹部会有一种称为魔力实体组成的东西。男巫师可将魔力实体遗传给儿子，女巫师可将魔力实体遗传给女儿。为了确认或者驳斥有关巫术的指责，可以通过验尸来确定这种魔力实体的存在。由于阿赞德人的部落是一组根据父系、通过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人，因此如果一个部落中存在着一个巫师，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整个部落的人都应该是巫师。但实际上阿赞德人却认为只有和巫师有紧密父系关系的人才是巫师，而并未察觉到他们这种逻辑的矛盾。
为了免遭社会动乱以及改变生活方式的惩罚，阿赞德人必须遵守这一逻辑错误。社会制度与逻辑之间存在着“协商”的可能性。布鲁尔以这种“协商”的概念，来说明数学和逻辑不是绝对正确与客观的科学。数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是文化相关的，数学真理不是唯一的，有多种数学和逻辑的可能选择，而多种数学思想的存在和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强纲领 SSK 的两步论证

我们现在回到 SKK 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来。
所谓强，即指社会因素并非科学知识的影响因素，而是其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还认为应当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
林奇认为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使用了两步论证：


这种论证不能论证科学知识甚至数学知识，如何可能被社会因素影响。因此巴恩斯和布鲁尔援引维特根斯坦进行填补，形而爱丁堡学派新的两步论证：


爱丁堡学派还强调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地位，认为其应当尽可能密切地将社会科学与其他经验科学的方法联系起来。这些在后面讲到其研究场点时有所体现。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强纲领 SSK 的四条原则

SSK 的强纲领包含以下四条原则：


因果性
即 SSK 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巴恩斯举例：如果一块冰造导致了一次交通事故，我们就要找出“一块冰导致一次交通事故”的诸因素，说明为什么是这块冰导致了这次交通事故。
公正性和对称性
传统中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的分工是：


在这种传统分工中，认为真理性知识是经过证明（运用理性方法或逻辑推断）的正确信念，因而无须像解释错误知识那样诉诸社会的、心理的因素解释其何为真。而只有那些被错误的知识，才需要社会学家去通过社会或心理的因素去解释错误知识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布鲁尔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目的论解释，即认为真理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都理所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天生能够正确地进行推理，能够在认识到真理时坚持真理。
布鲁尔认为这同样也是违反我们的因果性原则的，因为我们放弃了解释何以得到正确的知识。
因此 SSK 的公正性原则指的就是，我们对真理和谬误、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范畴都需要进行因果性说明。而对称性则是同一些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例如，如果一个火车通过调车场时撞车，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解释，而如果通过调车场时撞车，出于公正性原则我们同样也应当对其进行解释。而在撞车时，我们可能解释为扳道工“训练不充分、喝醉了酒、误解了信号”，而对称性的解释则要求当未撞车时，其原因也应当可归结为包括“训练充分、未喝醉酒、未误解信号”。
反身性
反身性原则指的就是，SSK 中的各种说明模式，应该能够返过来运用在于它自身。也就是说，研究者使用的用于说明其他知识的理论的模式同样能够反过来用于说明 SKK 中的知识。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SSK 三大研究场点

强纲领 SSK 从理论上设想和论证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之后，许多学者就开始转向了常规的学科研究。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场点为：

• 科学争论研究
  
• 实验室研究
  
• 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
  

其中科学争论研究即是研究以往的科学争论，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进路，属于宏观模式。
而实验室研究是进入实验室中去做田野调查，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则是研究具体科学家们的使用的科学文本与话语的分析，他们关注的是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推理过程，这是互动论和现象学的社会学进路，属于微观模式。


SSK 科学争论研究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是受哈贝马斯关于利益（旨趣）的影响发展而来的。而哈贝马斯又是受马克斯、卢卡奇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理论驳斥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知识是客观公正、情感中立的假设。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不可能是情感中立的，兴趣是认识活动的基础，社会因素、价值因素是认识过程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就是要利用“利益”作为中介，建立起科学知识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科学争论研究的利益模式，就是研究以往的科学争论，利用利益为中介，解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产生。
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历史上以皮尔逊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与以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我把皮尔逊一方的粗略结构列在下面：


巴斯学派的柯林斯
不同于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的柯林斯关注于科学争论是如何结束的。但是柯林斯所做的研究应当说是微观模式的，他所选择的科学争论并非年代久远的科学争论，而是近现代的科学争论，因此柯林斯可以展开他所称为的“田野工作”，直接去访问和访谈参与科学争论的科学家。
柯林斯的三个研究阶段为：


除了其他原因使得科学发现可能不止有一种解释，柯林斯还注意到传统以来，科学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也是通过大量的可重复性的检验来保证的，可重复性就意味着它是无关种族、阶级、信仰等等社会因素的。但是由于公开发表的实验程序主要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因此后人在重复这一原始实验时，我们如何确定其采取的步骤与程序与原始实验中所描述的是一致的？其中的标准是什么？由于没有明确清晰可信的标准，后人难以完完全全复制出这一原始实验。


科林斯称挑起和解释一次科学争论的主要科学家为“核心群”，争论实际上就是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通过磋商形成各方面都“适当的科学知识”：


当磋商完成后，非科学的磋商与影响该磋商的非科学的社会因素就都被清除出去：


科林斯有一个“瓶中之船”的隐喻很有趣。



瓶中船，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瓶子是真理，而船就是一组知识，当知识像一条船被装进真理之瓶后，看起来就好像它总是在那里，而且好像再也出不来了。科学争论结束过程中，将非科学的社会因素清除出去，就好像是把“各方面都适合的解释（科学知识）”这一艘船装进真理之瓶中去，事后看起来好像这种解释就是唯一的、最科学的、符合真理的解释，且不为其他社会因素所影响。
沙宾的批判编史学纲领
根据辉格式的编史学传统，史学家们通常以如今的观念与准绳作为参照，去研究以往的科学争论。例如，对于英国十七世纪波义耳和霍布斯的科学争议，史学家们关注的是波义耳，因为在这场争议中，波义耳是胜出者，而霍布斯作为败者，史学家们却没有多少兴趣。即使霍布斯曾经被视为17世纪中叶欧洲最重要的三个自然哲学家之一，但在后来的资料中他的工作或思想却逐渐被遗忘或忽视。
这种辉格式的编史学传统对于 SSK 来说，是违反因果原则的，因为站在今天的视角而言，辉格史学家会认为波义耳为何会胜利是自明的，因为他代表的是真理的一方，而霍布斯则是谬误的一方，因而注定是失败的。而 SSK 的因果性原则则要求对其进行因果性的说明。
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由于波义耳是胜者，而忽视霍布斯同样是不公正的，其对该争论的说明也是非对称的，这是违反 SSK 的对称性原则以及公正性原则。
我们从柯林斯的角度来讲，沙宾的批判编史学纲领的研究进路，就是要当社会性因素被清除出去之后，将这些社会性因素重新找回来，以一种“陌生人”的视角去中立地看待科学争论，通过贯彻 SKK 的强纲领研究历史上的科学争论。
我们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SSK 实验室研究

实验室研究使用的是人类学的民族志的研究进路，通过到实验室中去做田野调查，来揭示科学知识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其代表性的相关著作是巴黎学派的核心代表拉图尔和伍尔加所写的《实验室生活》。
拉图尔进入吉耶曼实验室后，按照他所说的，他要像人类学家进入原始部落中进行人类学观察一样，将实验室作为一个原始部落进行人类学观察。他将作为一个像沙宾所说的“陌生人”一样去观察、记录实验室如何进行科学实践。而对于实验室中的人员，拉图尔说：“要使关于科学的分析具有一点儿独立性，切不可只相信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成为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情况提供者’，即一个有特长的、当然的情况的提供者，但最终是一个令人怀疑的情况提供者。”
首先需要先提及的概念是铭写装置和文学铭写。铭写装置，就是实验室中的仪器设备或仪器设备的特定组合，根据这些铭写装置，可以“将一种物体转变成办公区成员之一能直接使用的数据和图表”，这些数据和图标就是文学铭写标志，这些文学铭写标志最后输入为论文，这个过程就是文学铭写。在拉图尔看来，整个实验室就是一个文学铭写系统：


拉图尔说，虽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坚定地声称他们作为科学家是在发现实事，但在他看来他们是一些在从事着被说服和说服他人的作者和读者。金钱、时间的投入，铭写装置的建造与积累，文学铭写标志的产出，最终都是为了输出论文。输入论文是为了说服读者它们在论文中所做的陈述即是“科学事实”，它应该被读者作为事实接受。
在书中主要讲了一个关于测定 TRF(H)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结构的例子。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原书，写得很精彩，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大概列一下该例子的时间线，并且大概选几个重点讲一讲：


在最左边的这一列，是对于 TRF 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它的表述（认识）。在一开始，只是因为在实验中发现的两个波峰峰值，通过实验科学家们提出这可能是一种新物质。这是，TRF 这个客体，可以说只是实验结果的两个峰值数据。
最右边的加粗字体是原文的摘录，图第 1 项中说，施布扎瓦提取多元缩氨酸，称之为 TRF，但是一直来未被接受，其论断也是到1969年后，才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1963年（图第 5 项），判定是否存在新的释放因子需要满足的14项标准出现，加上吉耶曼在该研究领域坚定提出要鉴别 TRF 的序列，并以此关键目标改造任何附属专业后，使人们因此目睹新的可靠标准出台，施布扎瓦之前的方法实验与陈述等就无效了，期间的论文提及施布扎瓦称其为“无根据的论断”、“毫无特点的试验”、“实验上未被证明”和“不可靠”。因此拉图尔说，认识论的有效或无效标准，与社会学的判定概念是分不开的。
另一个现象是：


在1969年1月TRF再次被认为是肽之后，产出的论文中对1962年的论文引用增多。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1966年5月吉耶曼小组发表论文称 TRF 可能不是肽（第10项），随后，沙利接受了这一观点称 TRF 不是肽。拉图尔在书中说，沙利从“逻辑上”推断出 TRF 不仅仅是多元肽，同时认为吉耶曼的理论在那时期比他自己作出的证明具有更重要的影响。这种逻辑的可靠性，拉图尔说，只有相信关于酶的试验而不相信“所有释放因子都具有缩氨酸性质”的情况下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逻辑”可能性，在信念和名义下被排除。
另外在1966年到1969年间，由于拿不出成果，研究项目陷入绝境（图12项）。投资机构施加压力，要实验室展示实验成果，否则可能会撤资转投其他更有产出的研究项目。这促使了比尔居必须在研讨会时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图13项）——TRF是肽，含有 His、Pro、Glu。
最后一个点就是最后1969年11月，TRF 被确定为 Pyro-Glu-His-Pro-NH2。到这里，一个事实就被构造确定下来了，这一转折使得所有的人开始不再提及之前的各种其他表述，好像他一直都是这样。当这个陈述被其他人大量引用、应用和重新应用时，它就被看成事实，融入科学知识的宝库，编进教科书中。
拉图尔使用那么大的篇幅记录 TRF 序列的确定过程，揭示了科学事实不是简单直接的逻辑的发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还有许多个人的主观意志以及社会力量介入。科学家们对科学陈述进行激烈的争论与协商，科学陈述不断地被修改、颠倒或者取消重来。通过争论，科学认识被人人接受，进而转变为人们对实在对象的“相信”，由相信认识的真实性到相信本体（TRF）的存在。

PS1：拉图尔在书中还讲了可信用性的概念，也很有趣，有兴趣的可以参见书。
PS2：拉图尔这位大佬后来还创建了另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PS3：实验室研究进路的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知识制造》。

目前的思维路线图：


SSK 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

这一研究进路借鉴的是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类似，传统上也将叙事文本与科学文本区分开（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叙事陈述是依赖于语境的，而科学知识的陈述却不依赖于语境，在任何时候都是为真的。因此，科学文本可以免于被作修辞学、文学或者社会学的分析。
而就 SSK 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的研究纲领而言，则是基于科学文本与话语实践是科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通过分析科学家的文本和话语，可以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将科学知识的内容同产生它的社会过程联系起来：


我们最终的思维路线图：


参考资料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通过下面的资料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知识：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arnes, B. and Bloor, D.（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B.巴恩斯，D.布鲁尔）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Michael Lynch（科学实践与日常行动，迈克尔·林奇）.
建构论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赵万里。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哲学研究，郭明哲。
SSK 科学争论研究述评，莫少群。
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李小方。
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刘继。
逻辑实证主义者真理体系的崩溃，张利芳。
哈贝马斯法社会学思想研究，张翠松。
社会建构论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的延伸，任玉凤，刘敏。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数学哲学，陈群，万小龙。
试析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 ，杨生平。
关于拉图尔《实验室生活》的解析，杨海。
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研究，刘冰。
库恩“不可通约性”观念的历史变迁，穆冰冰。
《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赵万里。
《知识与社会意象》，大卫·布鲁尔。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G·希尔贝克，N·伊耶。
《维特根斯坦全集》（《哲学评论》、《论数学的基础》、《论实在性》、《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
《舍勒思想评述》，弗林斯。
《认识与兴趣》（也有译作《知识与人类的旨趣》），尤尔根·哈贝马斯。
《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里·巴恩斯。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
《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卡林·诺尔·塞蒂纳。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迈克尔·马尔凯。
《语词与世界》，迈克尔·马尔凯。
《打开潘多拉盒子》，迈克尔·马尔凯，奈杰尔·吉尔伯特。

尹恩沛

太厉害了非常值得细品

三米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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