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文绣离婚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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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上有一件趣事，在事发当时的中国，颇为轰动，但是日后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至于现在讲起来，竟然也算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这件事，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妃子文绣闹离婚的事件——史称“刀妃革命”。
　　
　　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的宫中、并且仍然享有皇帝的名号——当然，这个名号是个虚的，只是在紫禁城内有效，一旦出了紫禁城，就没人承认了，所以，溥仪又被称为“废帝”、“逊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一家子人从紫禁城驱逐了出去，溥仪则拖家带口，住进了天津“张园”——前清知名武臣张彪的住宅。
　　
　　在那段日子里，废帝溥仪除了拥有皇后婉容以外，还拥有一个妃子，她的名字叫做“文绣”——蒙古人，封号为“淑妃”。
　　
　　淑妃文绣自1922年嫁给溥仪之后，始终跟随溥仪，并与溥仪共同生活了9年，但是，文绣于1931年秋，突然向天津的法院起诉溥仪，并最终以庭外和解的形式、达成了离婚协议，与溥仪分道扬镳了。
　　
　　这个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史称“刀妃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末代皇后和皇妃》，收录了大量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的证词以及文献，相当详尽地记录了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往事。
　　
　　文绣为什么要与溥仪离婚呢？关于这件事，有许多写作者抱有“为尊者讳”、“为先人遮羞”的心态，不愿意正面面对，而是旁敲左击地为文绣辩解，说什么“妃子生活枯燥”、“帝室生活不自由”、“遭受不平等待遇”……等等，找了一大堆理由。
　　
　　其实，以上这些不过是隔靴搔痒，文绣提出离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溥仪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丈夫的应尽义务——溥仪是性功能障碍患者。一语道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一点也不复杂。
     
  
        
　　
　　笔者并不是刻意诋毁先人。在本文中，请读者跟随笔者，从史料出发，看看文绣自己是怎么说的——文绣对自己为什么离婚，曾经在她自己的笔下说得十分清楚，在史料里有白纸黑字的记录，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1931年夏，文绣突然从溥仪的住宅出走，去了哪里呢？去了律师事务所——文绣通过律师，发出了一个律师函给溥仪。
　　
　　文绣的律师函，是这样说的：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文绣的这段声明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
　　
　　“我文绣跟你溥仪，跟了九年了，你竟然没有和我过一次的夫妻生活。我每天孤枕难眠，暗自流泪。这样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我现在向你正式提出分居。以后，溥仪你必须每月定一个日子，来和我同房一次，否则，我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你。”
　　
　　看，文绣说的多么清楚——要求同房，你既然是我的丈夫，就应该尽丈夫的责任，你和我结婚都九年了，夫妻生活却没有和我过一次，一次也没有，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文绣当时还不知道溥仪是个性功能障碍患者——这种病，患者无法启齿，当妃子的也不便询问。所以，文绣发出这封律师函之后，她还幻想溥仪能够知错就改、回心转意、日后和自己过夫妻生活、过正常人的日子——实话实说，文绣的要求，虽然有点赤裸裸，但其实并不过分，饮食男女，都是人嘛。
　　
　　淑妃文绣突然出走、并发律师函，公然闹分居，此时的溥仪十分慌张：此事关乎满清皇室的脸面，万万不可张扬——溥仪急得团团转。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溥仪聘请了大律师林廷琛、叫他去和文绣谈判。
　　
　　这个林廷琛律师，本身就是“清室驻天津办事处”这个“皮包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到溥仪的委托之后，林律师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文绣下榻的住所，并试图劝说文绣回心转意、踏上归途。
     
  
        
　　
　　不料，文绣在林大律师眼前，却放声大哭，并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林律师，我直至如今，仍然是处女之身，九年了！受尽了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的虐待，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也只能找律师，依法维护我应有的人权！”
　　
　　文绣提出溥仪应尽丈夫的义务、和自己过夫妻生活的这种要求，溥仪是无法满足的，理由很简单——不是不愿意，而是因为溥仪身体有病，他办不到。
　　
　　所以，林律师从中斡旋，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当年秋天，文绣在天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正式起诉溥仪，要求离婚。
　　
　　不久，双方通过庭外和解，达成了和解和离婚的协议。依据这份协议，文绣和溥仪断绝一切关系，溥仪需要一次性向文绣支付55000元作为赡养费，而文绣作为代价，则答应终身不再嫁人。
　　
　　为什么溥仪在离婚协议上要求文绣终身不再嫁人呢？因为文绣毕竟是皇室的妃子，妃子若下嫁给平民，将有损满清皇室的脸面——溥仪是这样认为的。
　　
　　旋即，在一群遗老的怂恿下，满清皇族也宣布正式废除文绣“淑妃”的封号。文绣从此，成为一介平民。
　　
　　这件事还有一个尾声：在这个事件当中，文绣的一个名叫“文绮”的远房兄弟，写了一封信、登报对文绣进行指责，公开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蕙心二妹鉴：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
　　
　　“我近期突然听说你要和溥仪离婚的事情，我觉得十分惊诧，我们家是个传统的家庭，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家受到满清皇室两百多年的恩惠，祖宗曾经一连四代担任一品大官，而且我听说溥仪也没有怎么虐待你，退一步说，就算他是虐待了你，你宁死也要忍受、以报答满清皇室对我们家的恩情，你今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我的妹妹啊，我的妹妹啊，你真的是太糊涂了，太不像话了，太荒谬了！”
     
  
        
　　
　　文绣读报之后，也回了一封信给这个远房兄弟，原文如下：
　　
　　“文绮族兄大鉴：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的回信，用现代中文说，是以下的意思：
　　
　　“你虽然是我的族兄，但是我们不同祖父，也不同父亲，从来也不来往，我嫁给溥仪九年了，你没有来看望过我一次，现在你以我的族兄的名义，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299条和第325条的规定，公然在报纸上教我去死，又公然诽谤我，你对清朝的忠勇，令人佩服。但是，我受祖宗的教诲，以守法为做人之本。身为清朝子民的时候，我守清朝的法。身为民国国民，我守民国的法。1924年底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出宫时，他曾说过：坚决不做民国国民，我当时随身带了剪刀，随时准备跟随溥仪去死、为满清殉葬。后来是溥仪自己去了天津、开始做民国国民了，我也只能跟随他。但是既然做了民国的国民，那么就应该遵守民国的法律，依据民国宪法第6条，民国国民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阶级，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我嫁给溥仪之后，守了九年的活寡，从未受过平等的待遇，所以我请了律师、要求分居，这不过是我想敦促溥仪依据民国的法律、尽做丈夫的义务、给我人道的待遇，我作为父母留下的血脉，不想死的那么难堪。不料你却一味诽谤我，说我逃亡、离婚、敲诈钱财、违背祖宗教训、被小人欺骗、被人出卖……种种自相残杀的恶毒语言，不一而足，你要知道：我在和解谈判未破裂的时候，是不能将难言之隐公诸于世的！我委托律师要求溥仪尽一个丈夫的应尽义务，这个权利我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你教我去死，你这是违法犯罪，检察官读了报纸，抓你都有可能。我希望你以后多读一点法律方面的书，谨言慎行，以免触犯民国的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和溥仪离婚之后，去了一家小学当老师，并履行了离婚协议上面约定的独特义务——坚持独身不嫁。
　　
　　抗战胜利之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锒铛入狱，文绣的《离婚协议》失去了约束的力量——文绣不再需要谨守离婚协议上面“不嫁人”的承诺了。
　　
　　直到这时，文绣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不久之后，文绣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结婚，并于1953年病逝，了结此生。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