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给皇帝上“廉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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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陆贽（音同至），唐代政治家、 文学家。出生于 754 年，卒于 805 年。 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 39岁时出任宰相，执政期间，为朝 廷出了许多善策。但仅仅两年，就因为与权臣裴延龄有矛盾，被贬重 庆，其后 10 年谪居。唐顺宗即位后， 下诏召还陆贽，诏书未到，陆贽已 去世。
　　
　　在唐代的政治家中，司马光最为推崇的人，非陆贽莫属。一部《资治通鉴》，他引用陆贽的奏疏多达39篇，长的数千言，几乎囊括了《陆宣公奏议》的大部分内容。苏东坡也曾称赞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令人景仰的一代名相。
　　
　　乱世里的“救时内相”
　　
　　陆贽所在的陆氏家族，在江南很有名望，可惜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陆侃曾当过溧阳（今江苏溧阳）县令，英年早逝，陆贽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
　　
　　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的陆贽即高中进士。关于唐代科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明经和进士是唐代科举规模最大的两科。明经主要考儒家典籍，靠的是背诵，所以年少学子容易考中，30岁考上都算老的了；进士主要考诗赋策论，靠的是见解，需要积累，所以50岁考中都算年轻。陆贽年纪轻轻成了进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中第后，陆贽曾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和渭南县主簿。这种基层工作，很难有突出的政绩，诗人卢纶曾写过一首《驿中望山戏赠渭南陆贽主簿》，描述了他的生活状态：“官微多惧事多同，拙性偏无主驿功。山在门前登不得，鬓毛衰尽路尘中。”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陆贽不久就让人刮目相看。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派出特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前来渭南的特使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政建议，即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他的这些见解不仅深刻、全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这次听到了特使的汇报，心中更加敬佩陆贽，于是把他召入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监察御史。
　　
　　此时的唐德宗急需人才，因为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中，“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在王朝内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的，能占据十多个州；势力弱小的，也要兼并三四个州。它们各自为政，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如此形势，怎能不生乱？
　　
　　建中二年（781年），几个节度使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四镇之乱”，公然与朝廷叫板。突然纷起的战火，让唐德宗有些手忙脚乱，他下诏询问应敌策略。陆贽对唐德宗抽调禁卫军，甚至撤掉西京防秋兵（防止吐蕃秋季入侵抢粮的军队）的做法十分担心，建议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如果京都地区防守空虚，万一有人偷袭，靠什么来防备呢？”
　　
　　可惜唐德宗没能听取陆贽的意见，以致战乱愈演愈烈。
　　
　　被抽调平叛的军队因为待遇问题发动兵变，攻进首都长安。叛军拥立范阳节度使朱滔之兄、泾原军元帅朱泚（音同此）为帝，改朝大秦，年号应天。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包围一月有余，几乎失陷。命悬一线之时，唐德宗想起陆贽的话，懊悔不已。从此，他把陆贽召在身边，一切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而陆贽更是显现出了惊人的能力，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军队的调度征发、皇帝下达的命令、臣子奏章的批复，处理得游刃有余。他提起笔来不假思索，挥手而就，每天写数百道诏书，每道诏书都条分理析，一目了然。
     
  
        
　　
　　唐德宗因此对陆贽更加倚重，虽然朝廷当时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因此被称为“内相”。
　　
　　有一次，唐德宗从奉天出奔梁州（今陕西汉中），道路险恶难行，君臣多有失散。过了一夜，还没见到陆贽到来，唐德宗担心不已，坐在那里愁苦地流下了眼泪。他下诏张贴寻人告示，宣布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1000两黄金。后来陆贽终于追上队伍，唐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都来祝贺。
　　
　　建中四年（783年）年底，奉天之围解除以后，为了扫除晦气，唐德宗决定改换年号，将“建中”改为“兴元”，同时大赦天下。中书省起草了赦文，唐德宗看后又派人送给了陆贽，想听听他的意见。陆贽劝他说：“值此纷乱之际，倘若皇上能仿效周成王责己、汉武帝自悔的举动，就能除掉这些藩镇。振奋国势，当近在目前。”说白了，就是想让皇帝把大赦天下的诏书写成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唐德宗答应了，于是，陆贽亲自操刀，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之一《奉天改元大赦制》诞生了。
　　
　　这篇赦书全文2000余字，以唐德宗的口气，坦承自己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道百姓生计之艰难，也不明白兵士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国家变乱，都是皇帝自己引起的，“罪实在予，永言愧悼”。为此，宣布改元大赦，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一律赦免，所有过错既往不咎。诏书热烈真挚，深沉感人，颁布后“人心大悦”，前线将士非常感动，有的听到后竟痛哭流涕，“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领导叛军的四镇节度使中，有3个见到赦令后，都主动除去王号，上表谢罪。反叛势力因此气焰大减，为此后恢复国家的安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转危为安，陆贽也因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被后人称为“救时内相”。
　　
　　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陆贽虽然深得德宗皇帝的赏识，但却很长时间不能从“内相”转正，原因是他不会顺情说好话，讨皇帝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他会拒绝皇帝的要求，弄得皇帝很不高兴。
　　
　　德宗在外逃亡时心里相当郁闷，有善于察言观色的术士建议说，“宜有变更，以应时数”，想出的主意就是尊号加字。建中元年（780年），就有大臣给即位不久的德宗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但与他的太爷爷唐玄宗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比起来，字数和程度上的差距都还相当明显。群臣请求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陆贽的态度很明朗，即“不该加”。理由有两个，第一，“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这不是历史上的定制，“皇帝”这个称号，其实已经是最崇高的称号，无以复加。三皇五帝，或者只称“皇”或者只称“帝”，加尊号这件事，不过从本朝才兴起，国运兴也好，衰也好，跟尊号没关系。
　　
　　第二，“以臣庸蔽，未见其宜。”尊号在和平时期加，尚且让人觉得招摇，现在天下治理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好意思夸耀自己，给自己说好话、加美名？加上尊号，无补于美好的声誉；减掉尊号，也不会损伤美好的品德。相反，减掉尊号，还能显示出谦逊的美德。所以，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
　　
　　这件事因为陆贽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德宗手下第一笔杆子，经陆贽起草的诏书不计其数，然而他也并非什么诏书都肯动笔，有的事他就回复说：“臣未敢承旨”，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大将李晟收复长安，称帝的朱泚在彭原被部将所杀，捷报传到梁州，德宗皇帝高兴得无以言表。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陆贽马上起草一份诏书，让禁卫军将军浑瑊派人寻找战乱中失散的内人，“送赴行在者”，给他送到行宫去。所谓内人，就是皇宫中的宫女。长安刚刚收复，有多少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德宗皇帝首先想到的竟然就是享受。陆贽哭笑不得，拒绝起草这样的诏书，劝他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恢复荒废了的事业，怎么能首先去寻找那些宫女呢？”德宗自知理亏，不再强求。
　　
　　在德宗逃难的途中，有人给他献瓜果，他十分感动，命令陆贽封他们为试官，以嘉奖他们的好心。陆贽反对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解释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依然不肯动笔，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唐德宗无话可说，只能暗自生闷气。
     
  
        
　　
　　陆贽辅佐朝政，从不顾惜自身，时常与皇帝争论事情的对错，恳切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时明知道事有不可，也常据理力争。他虽然忠心耿耿，但却时常让皇帝难堪，有人劝他说话不要显露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
　　
　　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
　　
　　39岁时，陆贽终于官拜宰相。他一直是德宗身边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也是人们争取巴结取悦的对象，然而他清正廉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早先陆贽在华州任郑县尉时，有一次回家省亲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张镒声名远播，对这位年轻的后辈并没看在眼里，可是一番交谈之后，他深为陆贽的学识所吸引。等到陆贽告辞时，两个人已经成为忘年交。张镒知道陆母韦氏在家贫苦度日，遂从其薪俸中拿出百万铜钱，希望“为母夫人一日费”。面对如此厚赠，陆贽坚辞不受，张镒再三坚持，陆贽才拱手道：“敢不承公之赐！”然而他只是取了一串新茶，便飘然而去。
　　
　　贞元三年（787年），陆贽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按照规定回乡“丁忧”守制。在返乡的途中，陆贽将母亲的灵柩停于东都洛阳嵩山的丰乐寺。对于地方官员、豪绅富商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结交机会，于是纷纷带着奠礼登门拜祭。陆贽毫不领情，回绝说：“家母过世，是我的私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只是宦途之交，你们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能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这些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因为平时没什么积蓄，丁忧期间，陆贽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最后靠朋友韦皋的资助才度过治丧、营葬等几道经济难关。
     
  
        
　　
　　陆贽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十分另类，因而不少官员埋怨他行为怪诞，不近人情。德宗皇帝听见了这样的议论，心中也有了一些想法。
　　
　　有一次，在一个私密的场合，唐德宗亲自开导他说：“你清廉和谨慎得太过分了。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点都不接受，那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以常人的思维，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即使你想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但是陆贽就是陆贽，第二天，德宗的案头上就多了一道奏折，跟皇帝辩论起来：“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所以，接受“鞭靴”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可能吗？
　　
　　不知道德宗皇帝看过这种义正辞严的拒绝，内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干笑，苦笑，或是无可奈何的笑。这样不给皇帝面子的人，其下场又会怎样？
　　
　　没等到委任诏书
　　
　　唐德宗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小人卢杞和裴延龄都出自他的身边。陆贽跟在这样的君王硬碰硬，可想而知没什么好结果。
　　
　　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权判度支（相当于财政部长）时，陆贽就写了一道《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的奏疏，指出裴延龄是个“妄诞小人”，可德宗却充耳不闻。
     
  
        
　　
　　等到陆贽当上宰相时，善于阿谀逢迎的裴延龄已成为唐德宗身边最为宠信的人。贞元十年（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臣最近清仓核查，居然在尘土中找出13万两银子，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价值应该100万两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国库的垃圾堆里居然能找到这么多的银子，你信吗？其实这只不过是裴延龄的障眼法，把钱从国家的库房搬到皇帝的私人小金库里罢了，因为他知道，德宗爱财如命。
　　
　　面对这公然的欺诈，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因为大家都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更知道他是个不能得罪的小人。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又是陆贽拍案而起。其实早在这次，陆贽再次毅然上了一道《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的七大罪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愚弄朝廷，如同儿戏！”
　　
　　裴延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天天在德宗面前罗织罪名，指责陆贽的不是。对德宗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他照见的都是自己的缺点和丑陋，所以在与裴延龄的这场PK中，陆贽显然不占优势，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最终，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后来又乘关中大旱之机，污蔑陆贽散布不满情绪，动摇民心。德宗勃然大怒，想杀掉陆贽，幸亏阳城等大臣冒死相救，才被免除一死。
　　
　　贞元十一年（795年），42岁的陆贽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在这里，他一呆就是10年。为了避免遭受诽谤，他闭门读书，却搁下了手中的笔，不再著书立说。
     
  
        
　　
　　即便在如此的境遇中，当他看到这些偏远地区的人民饱受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的困扰时，亲自动手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50卷，传授给了他们。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顺宗李诵登基后，下诏令陆贽回京委以重任，可惜陆贽还没有亲眼看到皇上的诏书，就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陆贽，唐朝是幸运的，正如《新唐书》所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遇到唐德宗，虽然是陆贽的不幸，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舞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了他的睿智，他的正直，他的铁骨铮铮。从这个角度说，陆贽其实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