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相蔡京属于哪个党派？

UFO爱好者

　　一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简单地以什么人站在什么人一边来论定他就是什么派，再以他属于什么派来论定他的正邪功过，往往使人如堕烟雾。
　　
　　王安石其人，历史上颇有非议。这恐怕不能一概说成是儒家之徒的诽谤，或许与其“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也有些关系。然而，他是改革家，对于这一点，现在大概是没有多少异议的。司马光呢？王安石说：“始终以为（新法）不可取者，司马君实也”，事实也确是如此。元祐之初，司马光为相，“新法为民害者，铲革略尽”，可见他是地道的“保守派”了。然而，人们并不因此而将他当作一代奸相。司马光为相，“一时小有润色”，其政绩和口碑都是不错的，至于他与王安石识见异同，非“必尽邪为私也”。因而，除了“评法批儒”时被罗思鼎之流当作“保守派”的头目口诛笔伐过一阵子外，似乎也很少有人去挖他的脚底。
　　
　　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很出名的角色，这就是吕惠卿。王安石推行新法，跟得最紧的是吕惠卿，有不少主意还是他出的，即使称他为王安石变法的“副统帅”也名实相副。因此，当时反对新法的人将王安石和吕惠卿“并指为奸邪”。然而，王安石是王安石，吕惠卿是吕惠卿，两者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司马光说“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吕惠卿日后对王安石落井下石，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而，即使在这几十年改革高扬的时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搬出吕惠卿，使他重新风光一番；在他的祖地，倒曾有人把他当作似乎能使自己“脸上有光”的“乡贤”搬出来的，成立吕惠卿的研究会，召开有关吕惠卿的学术研讨会，还写文章说他是十一世纪中国仅次于王安石的大改革家大加推崇，似也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
     
  
        
　　
　　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蔡京是什么派？
　　
　　比起王安石，蔡京晚了一辈。蔡京为相，是在赵佶（宋徽宗）当皇帝的时候。他是力主废除元祐之政，重兴王安石的新法的。按照什么人站在什么人一边他就是什么派的逻辑推理，蔡京应当是响当当的改革派。然而，从来没有人称他为改革派。蔡京的名声实在太坏。别的不说，仅是他的“以侈靡惑人主”，指使童贯和朱缅没完没了地筹办“花石纲”一事，就弄得天怒人怨。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只是一代奸相。宋徽宗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120（一说308）人谓之“元祐奸党”，罗列他们的罪状，“请御书刻石于瑞礼门”，苏轼、苏辙、秦观、张耒、黄庭坚等也一概未能幸免。蔡京的用意，或许是将他们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历史和他开了个玩笑，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恰恰是他自己。
　　
　　因为蔡京而否定王安石，否定王安石的改革，自然谬之千里；但因为蔡京站在王安石一边，而把他当作改革派，也是站不住脚的。名曰除旧，实为剪除异己；名曰布新，实为中饱私囊，与蔡京同时代的范纯礼（范仲淹之子）看穿了蔡京这流人的把戏，曾上疏说，他们不过是“挟此以藉口，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这可谓是金玉良言。
　　
　　可惜宋徽宗听不进去，这位范纯礼以后也是被蔡京列入元祐党人碑的。
　　
　　二
　　
　　如前所述，蔡京上台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立了“元祐党人碑”，活着的一无幸免，死去的也不肯放过。但被他列入所谓“元祐党人碑”的，倒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杰。此碑后因灾变而毁，列入此碑的人杰之后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蔡京此举，恰如鲁迅所说，是想拿了粉笔去把对手涂成花脸，反而显出了自己的本相。
     
  
        
　　
　　蔡京诬陷别人为“奸党”，他自己呢？“奸”是举世公认的，“党”就比较复杂些。究竟有党无党，不妨先看事实。
　　
　　蔡京发迹，曾布起了很大的作用。曾布与韩忠彦交恶，“布谋引京自助，乃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但蔡京一旦爬上高位，便与曾布各有所私，“议事多不合”，不到一年时间，蔡京就以“私其所亲”之名，在宋徽宗面前狠狠告了曾布一状，于是曾布被罢免官职。
　　
　　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在对待所谓“元祐奸党”的问题上，他们是一拍即合的。但蔡京官居蔡卞之上，并不把蔡卞放在眼里；蔡京当官比蔡卞晚，蔡卞也不服蔡京，于是“二府议事，时有不合”，蔡京因为蔡卞不赞成童贯当制置使一事，向宋徽宗打了小报告，将蔡卞逐出京城。
　　
　　蔡京的儿子蔡攸是依仗着蔡京的权势飞黄腾达的。当他的权势与蔡京相匹敌时，却又与蔡京互相倾轧。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有一天，蔡攸去蔡京府上，他装着为蔡京脉诊的样子说：“大人脉势舒缓，是否身体有些不适？”蔡京矢口否认，蔡攸就借口“禁中公事”匆匆离去。避于屏后的客人问蔡京“这是为何”，蔡京说：“你怎么还不解此意，这小子一定会去说我身体不行而让皇上免去我的职务。”没有几天，蔡京果然被削去实权，只剩下虚职。
　　
　　有人曾上书言蔡京：“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师臣监司，无非其门人亲戚。”这大概就是蔡京有党的证据：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怎说无党？然而，蔡京又确实无党，兄弟、父子尚且互相倾轧，还有谁能与他同心同德？
　　
     
  
        
　　小人无党，蔡京即是典型一例。其原因大致就在于小人以利而合。“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欧阳修此言，诚然诚然。
　　
　　蔡京和蔡攸的结局都很惨。蔡京误国，边事危急，屡屡有正直之士上疏请诛此贼。于是，蔡京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县，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竟无人愿买给他吃的东西，使这个臣奸活活饿死在半途之中，而且，“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却又有谁为他们鸣不平之音，掬同情之泪？曾为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抱鸣不平而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与蔡京同籍同族，排起来或许还是蔡京的叔公，要是他在九泉之下得知蔡京之所为，无疑也会视蔡京为“不肖”，这位大书法家绝不会去给同是书法大家的蔡京写挽联的。当然这已是另一码事：
　　
　　“道不同，不相与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