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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品味如何,或者说更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品味如何?比如穿什么品牌的衣服,戴什么品牌的手表,用什么品牌的手机,开什么品牌的车子,去哪个国家旅行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一些稍微偏“硬件”一点的品味体现,毕竟这是需要一个硬指标——是否足够多金来决定的。而更重要的则是一些偏“软件”一点的品味体现,比如追什么剧,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关注谁的微博以及是否有一些小众的而且高大上的爱好等等。因为毕竟谁都很难在短时间内马上变得富有进而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只能是在自己的精神层面上进行一番不懈地“追求”,以避免被他人“鄙视”。
然而少有人是真的投入其中而有所体会的,绝大部分的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为了品味而品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鄙视”他人,也从来都无法摆脱他人的“鄙视”。但是,这真的没关系!这样无处不在的对品味的“鄙视”真的是一幅再正常不过的人类社会图景。既不必为自己“阳春白雪”而感到沾沾自喜,也不必为自己“下里巴人”而觉得颜面无光。因为,可能在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当下,“品味”都是一个伪命题。不信,看看下面这几段故事。
在《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孟子去见齐宣王,问道:“您曾经把您喜欢音乐这回事儿,告诉过手下的大臣庄暴,有这么回事儿么?”齐宣王马上就紧张起来,回答道:“哎呀,我喜欢的这个音乐不是上古的雅乐,而是当下的流行音乐,实在是难于启齿啊。”可以判断,当时齐宣王喜欢的这种民间流行音乐一定在当时“品味”不高,被孟子这样问起,一定觉得自己太没面子了,心中指不定多埋怨那位多嘴的大臣。但孟子在这儿没有要和齐宣王讨论哪种音乐“品位更高”,而是接着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宣王回答:“(自己欣赏音乐)不如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孟子又问:“跟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而快乐,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宣王回答:“不如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这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故事背后隐藏着当时时代下存在着的“品味鄙视”,但孟子并没把这当回事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孟子要和宣王谈治国不是谈音乐;二、孟子应该知道即使是上古的雅乐如《诗经》中篇幅最多的“风”也都是各地的民歌,就是曾经的民间流行音乐,流传到了当时也就成了品位高雅的音乐,所以也没必要鄙视当时的民间音乐。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简·奥斯汀生活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不知道被翻译成了多少种语言被全世界的读者们所喜爱。但是,在简·奥斯丁生活的时代以及在她的作品中,读小说和写小说都被认为是只有社会下层民众才会有的不堪行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是绝对不会购买和借阅小说的,身为贵族的男性们则更不必说。但是,到了今天有谁能质疑简·奥斯丁小说的品味和价值呢?
另一个关于“鄙视”的例子还是来自英国。威廉·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诗人,为后世所无限地敬仰。他一个人的作品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英国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但是,经过英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断探究,目前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作品大部分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本人所作,他只是一个前台的木偶而已。这些大量有关英国皇室和欧洲历史的作品应该是一位有皇室背景的神秘人物所作(莎士比亚本人的经历是无法写出这么多有关皇室的种种细节的内容的,这就好像为什么曹雪芹能写《红楼梦》——这得有生活基础才行),这也是由于在当时(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英国)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也是被全社会“鄙视”的,这位“神秘人物”身为贵族写出这些作品后是一定不能署名的,只能通过一种渠道悄悄地“送于”莎士比亚当时所在的剧团进行排演。甚至就连莎士比亚的名字也隐藏着这个“秘密”,“Shakespeare”可以分为两个单词“Shake”和“Speare”,“Shake”意为“挥舞”,“Speare”的词根是“Spear”意为“长矛”。在舞台上挥舞着长矛的人就是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被张柏芝称为的“死跑龙套”的,这也就告诉了世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作者。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这样的有关品味的“鄙视”也常常存在,但其结果往往是被“鄙视”的品味经过岁月的沉淀后反而更显露出耀眼的光芒。
所以,被“鄙视”怕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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