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八大十条”（中）

二只怜雪

（接上文）
幼女被卖给妓院老板或鸨母后，天天起早睡晚，要干很多杂活：生火、烧水、沏茶、做饭、洗衣、拆被、刷洗痰盂马桶、侍候牌局等等。稍有不顺老板、鸨母之意，轻则挨骂，重则会挨打挨拧：更有甚者，老板娘用烟扦子狠刺其皮肉。在这期间，老板若看上了其中某人，不论幼女怎样反抗都难逃老板的魔掌。
幼女熬到接客年龄时，领家娘则变换了一副虚伪的面孔，教她们如何接容。有的幼女在老板娘的威逼下，听天由命，挂牌接客。有的执意不从则遭到老板和领家娘极端残忍的毒打，直至其应允为止。老板和领家娘把妓女当作他们的摇钱树，妓院只供妓女衣、食、住，有时给些微薄的零用钱（妓女的零用钱多由嫖客在茶资外或夜度资外付与)，而妓女接客的全部收入均为老板领家所得。
为了从妓女身上多捞钱，老板和领家定了很多行规。
“卖清倌”——有些一等小班中的妓女，有清倌与浑倌之分。所谓清倌，即是指处女。清倌出入必有女佣相随，鸨母看守甚严，甚至不轻易“应条子”（即外出陪客）。但遇到嫖客中的豪门子弟、巨商富贾看中这个清倌后，老板领家则以清倌为钓饵，从他们身上捞钱。这种人除了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钻翠等物外，还得花钱买动领家、女佣、伙计等人。等嫖客的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领家即开出几百元的价格，把清倌卖身与他。
“住局”——嫖客在妓院过夜，叫“住局”。在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嫖客必须与妓女结识一段时间后（妓院等级越高，时间越长)，方可住局。也就是说，嫖客必须付够了茶资（又叫开盘儿钱)，方能住局。
“上车”与“下车”——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嫖客都要去妓院给相识的妓女捧场，三节前称“上车”，三节后称“下车”。其费用要比平时的茶资加倍付给。有的嫖客为了捧妓女上下车，就在节日期间请朋友来妓院打牌（麻雀牌），将抽得的头儿付与妓院、妓女和伙计。这类活动对嫖客来讲是“耗资买脸”，老板则借此机会，又捞一笔钱。
“叫条子”与“应条子”——民初至二、三十年代，一等小班有“叫条子”，即嫖客在饭庄宴客，点名叫某某妓院某某妓女来饭庄陪酒，由饭庄伙计持一红纸帖到妓院传唤妓女，所以叫做“叫条子”。如席间有十人，则至少有五六个妓女前来“应条子”。民初时叫条子的费用为大洋六元，车资五角，实际所付只多不少。
“挂牌”与“喊牌”——妓院有一间老板及领家娘的休息室。室内备有一块水牌（木质漆以桐油，画上红线格），与各行商户水牌相同。红线格内写着本院妓女花名。另有花名小竹牌或小木牌，记载接客次数，以便结算当日收入。如某妓女当晚留有住客，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外出格内。嫖客携妓出院要征得老板同意，事先支付费用，由伙计高喊“××姑娘屋××爷赏盘儿钱××块（元）”，八元可喊成一百元。这种喊牌，一半是喊给院中其他嫖客听的；一半是喊给其他妓女听的。
“赶早”与“开铺”——三等以下的妓院，特别是柳树井街南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等处，除夜间接客外，每天清早和下午均接客。清早的称为“赶早”，费用为住局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下午的称为“开铺”。由此可见，低等妓院的妓女被残忍地蹂躏到何等地步。有些妓女偶尔得罪了嫖客，嫖客少了，就会遭到老板鸨母的白眼，甚至挨打挨骂。鸨母为了惩罚她们，将院内所有拆洗等苦活儿都派给她们干，有时数九寒天还让她们在院子里用冷水洗床单被褥，手足冻裂也没人管，形同奴役。更有甚者，鸨母还指定接不到客的妓女为伙计陪宿。这种情况亦多发生在三等下处。
由于妓院的公开设立，性病流行。当局为了全市在院妓女的性病预防和治疗，成立了北京妓女检治所，地点在宜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北。该所对前外以西一二三等和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三等下处的在册妓女制定了分批、分期检查制度，对染病轻微者，规定按时服药；对病重者，则发给妓院一张禁止留客的通知，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住局”或“开铺”。但老板通过行贿送礼，检治所可以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在娼妓制度合法存在的旧社会，检治所不过是个摆设，它根本不可能消除性病。
妓女的旧宿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能平安度过一生的较少，命运可悲者为多。少数妓女结识了知心客，可以由嫖客出资赎身从良。但鸨母索价甚昂，从良不易。多数妓女由于年龄的变化，由一等降为二等，由二等降为三等，年长日久染上各种疾病，又无力诊治，病重时只有呻吟病榻，无人过问，最后悲惨地死去。
由于妓女多在中年即以病魔缠身而死亡，致使同院妓女有同病相怜之感。每逢清明和七月十五日前后，多有妓女乘人力车赴江南城隍庙或陶然亭一带丛葬处，哭奠已故同院姐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注，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一节，妓院中多去焚纸哭奠。”其痛哭之声，包含着对自已身世的悲哀，惨不堪闻。
旧北京除了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俗称“半掩门”和“暗门子”。
在天桥以西福长街三、四、五条路北有临街十余户，都是矮小的灰平房，屋内数米之地，半间屋子半间炕，没有特别设备，形同贫民窟。这些户是当地管界明知不管的半明半暗无照无税的“半掩门”。卖淫妇女年岁多在四十开外。她们平日下午站在门口拉客。这类临街“半掩门”是旧社会以卖淫为生的最悲惨的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暗门子”，多是小四合院，大门外无任何标志，与居民户同。逛“暗门子”的客人，一是相互介绍而来，二是通过“拉猴的”（也称拉皮条纤的）领来。室内也备有烟茶瓜子水果之类，还可为客备餐。如是熟客，也可约朋友前来日夜打牌(“暗门”主抽赌头)。“暗门”费用并无规定，客人随意付给，但不低于一、二等妓院。此类“暗门”主或与当地警宪部门勾结，或与帮会势力联系，当地治安部门明知也不追究。
刚解放时，解放军为了限制嫖客们的行为，就在被捕嫖客的身份证等证件上盖“嫖客查讫”的印章，并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
当时有一个故事，一位50多岁的老头去逛窑子，去的时候没有带证件，被民警发现了，民警直接就在他的衣领两边盖上了红戳，后来在窑子里只要有人说盖戳子的人了！就会吓得嫖客提起裤子跑路。还有一次，民警们抓到了一位带着枪的嫖客，此人还自称是傅作义的手下军官，当时公安分局不敢轻举妄动就将此人连人带枪送到了傅作义公馆，经过公馆查询并无此人，这样公安局才将此人按规矩查办。
经过治安局前期的铺垫，当时的北平政府决定对本市的妓院实行“一锅端”政策，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北平市组建了关闭妓院总指挥部，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1949年11月21日，在北平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时任市长聂荣臻当即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当晚9时起，在全市进行了查抄、封闭妓院的行动，共封闭一二三等妓院237户，收容妓女1268人。这一行动，标志着千百年来罪恶的娼妓制度在新中国被砸碎，使受压迫受蹂躏的妇女姐妹获得了新生。
继北京封闭妓院后，上海、天津、南京、石家庄、郑州、兰州等各大中城市先后采取措施封闭妓院，并成立教养院或工厂，帮助妓女转行就业。卖淫在全国被取缔。
第二天，妓院重新挂牌，新身份是“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门口，公安战士头戴钢盔，持枪肃立。
院中，一派紧张忙碌，搬床搭铺、拉粮运菜，在这儿，妓女们将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他们的新身份是：学员。
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学员信任。女干部们不仅苦口婆心讲政策，还掏出真心对待她们，病了的，端汤送药，关怀备至；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接到教养院，让他们住在一起。长期被剥削，被凌辱，麻木的心终于被温暖感化，学员们的心不再躁动，生活学习逐渐走上正轨。
情绪稳定了，为学员们检查和治疗性病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11月28日，医疗队陆续进入教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性病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未完待续）